大国策- 第47部分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2）
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手段了解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不能知道他们的财富状况、不能用地图表示出其土地、资源和居住状况，那么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必然是拙劣的。对于国家来说，相对不透明的社会会阻隔一些形式的国家干预，包括受欢迎的（普遍预防接种疫苗）和讨厌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干预往往要以当地人为中介，他们了解社会内部的情况，同时很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的行动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治国理政者要能在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很好地把握社会现实，除了需要良好的组织力量和技术手段之外，还要有一个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制度条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政治本身。政治的极端化，往往会导致政治无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要求，从极端化意志出发，进行极端化的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
　　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把握的失误所带来的风险，相对来说，要低于对政治建设把握失误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建设与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有时候是致命性的。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一旦失败，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一旦导致经济与社会动荡，轻则使国家治理失效，进而大幅销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滞或倒退；重则可能导致国家解体，进而摧毁现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苏联解体的教训足以让所有人认识到政治发展失败所带来的冲击是多么的巨大。尽管20世纪前苏联所进行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然而，改革最终失败，导致国家解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就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失败有直接的关系，而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分寸。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了这一点：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权相关系。有时候是在进行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正如一个国家的危机和治理失败都必然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出现问题有关一样，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也都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就明确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伟大成就的基础是由爱德华三世以来的一系列明智的统治者所奠定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对这段时期的历史考察证明了这个判断。他对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进行考察后就指出，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妥协直接呼应于当时的英国经济奇迹，并相互促进，从而创造出繁荣的国家。他这样总结说：　从1842年国会宪章请愿运动中的革命性暴动到1910年工团主义者*实践之间，安静的工人阶级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什么威胁和恐吓。中产阶级甚至也停止了对贵族的攻击和谩骂。如果*听到英国的中产阶级颂扬贵族为英国的当然统治者，或者看到英国工人仿效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那么他会皱眉扫兴的。事实上，的确有一种妥协，一种阶级间的妥协产生。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紧张、敌视，但大家对社会基础的基本价值，却有相当一致的默契。这的确是一个社会的奇迹，正如维多利亚的丰饶羊角是一个经济奇迹。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3）
政治对美国的兴起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易斯就完全赞同托克维尔当年的观点，即美国的联邦体制设计有效推动了美国的成长与繁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中指出：
　　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联邦制度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各州的共和制度，没有出现大多数人群集体常见的弊端。从领土的面积来说，联邦是一个大共和国；但从它管理事务之少来说，它又无异于一个小共和国。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为数不多。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这个主权的形式对自由没有危险，更不会引起对大共和国有致命危险的那种争权夺名的邪念。由于谁也不必向往一个共同中心，所以没有巨大的城市，没有巨富和赤贫，没有突然爆发的革命。
　　实际上，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成功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发展奇迹后，都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共同的判断：东亚各国独特的政治形态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发展奇迹就为这种判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新加坡的治国理政者看来，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好的政府”，而“好的政府”的标准是：“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所以，东亚各国的成功发展与其将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并保持政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有效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化的发展决定了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内在取向：*化。现代化的模式化，往往带来*化的模式化，而*化的模式化则必然是*的西方化。现代化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加上西方国家所形成的全球性的*化动员，很容易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诱发*化的狂飙突进。实践证明，在这样的政治发展中，治国理政者往往既不能有效把握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不能有效把握政治发展的大格局，结果导致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受挫或失败。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历，都充分证明了这样一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原则：无力驾驭*化，也就无力驾驭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启动*化是一回事，驾驭*化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可以从理想与价值出发，能够创造爆炸性的动员和革命性的变革；后者则是从发展与秩序出发，要创造新体制、新秩序与新发展。启动*化容易，驾驭*化难，当然，使*全面制度化、法律化，并最终巩固下来更难。在这其中，驾驭*化最为关键。要有效驾驭*化，就必须将*化所提出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求与本国实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发展战略与发展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化的政治发展能够保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东亚的发展表明，如果实际的*化进程能够保证经济与社会发展，那么，*化本身也能因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与资源。　。　想看书来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4）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政治发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治要有效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除了要有效驾驭政治发展的*化进程之外，还要充分有效地提高政治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美国经济学者西蒙？库兹涅茨就指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往往会孕育群体与阶层之间的冲突。库兹涅茨认为：
　　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和现在某些欠发达国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且肯定不至于造成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被削弱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主权国家具有以忠诚和感情一致为基础的权力，简言之，即现代民族国家，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冲突时起着关键作用。
　　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这样的框架并不是那么容易迅速建立的，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为此做了长期的斗争。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和斗争。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的程度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差距有所扩大，于是这一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虽然发达国家的发展给了发展中国家许多有益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也不是绝对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现代化从外部对其刺激和诱发而形成的，同时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其发展往往是赶超型的，因而，不论其发展的战略、形态、路径与进程都不可能相同于发达国家。实际上，即使是发达国家本身，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就政治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政治有效作用的依赖性更强。这种依赖性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化建设与政治发展，不仅要给民众更多的*化空间，而且要给社会一个更加有效的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对政府的依赖和期待要大大强于发达国家。美国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奇迹之后，深有感触地指出：
　　在现代的西方，我们习惯于认为，政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不相信个人，也不信任庞大的政府，我们甚至拆除了那些正是可能有助于个人在外部世界进行成功竞争的组织机构。东亚人饶有兴致地看待这些组织形态。他们对组织对政府具有不同的但要肯定得多的观点。……他们相信，政府对人民的安居乐业负责，他们建立政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