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不过，从我们上面的讨论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形成中的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提供多少共享价值。软实力所包含的价值，第一要具有吸引力，第二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并愿意仿效、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在海外创办的学院都叫“孔子学院”，但光有吸引力还不成其为软实力，要成为软实力还应能为他人所仿效和追随。从这一方面来看，上面所说的两种主要路径都有其缺陷，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我们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正如庞中英教授所说：“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与其他文明的不可通约性，难以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和转化。新儒学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努力，其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儒学的主要概念作一个转换，使得其具有与其他文化的可对话性，不过总的来说并不是很成功。中国发展模式的总结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其中包含很多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脱离具体的国情，模式的再复制也会面临生命力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6）
但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定上面说的两种主要路径，相反，我们赞成这确实是两条主要的路径，而且两者要结合在一起，前提是要去除其中的特殊性，挖掘提炼其中的普世性价值。
总结中国近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有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大家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它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感觉到它们包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而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没有它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区别。
这三种价值中首先在中国确立的是发展的价值。“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就确立了发展的合法性和核心价值的地位。经济发展是所有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时，发展是一种协调的、全面的、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一种单面的、偏颇的、以环境资源或社会成本为代价的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要协调推进，生产发展、社会发展、科学发展、制度发展、人的发展要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模式，政府要始终以发展为核心目标，以发展为首要责任，以发展为主要任务。只有发展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有效地得到解决。认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制度设计优先于发展的思想是幼稚的。
第二是稳定的价值，道理很简单，只有稳定才能谋发展。这里的稳定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一种积极的稳定，各方面都在谋求创新变革，而各种创新变革又处于动态和谐中的稳定；这里的稳定不是外力作用下的稳定，而是基于稳定压倒一切共识下的自主稳定、共识稳定、统一稳定；这里的稳定不是统治稳定，而是合作稳定，政府、社会、企业、团体、个人共建的稳定。总之，必须把稳定上升为一种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积极的、发展中的、有创新活力的。
中国模式中的第三种价值是和谐。一个好的群体必须是和谐的群体，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最后实现整个世界的和谐。和谐不等于扼杀个性，它应该是基于丰富个性基础上的共存，是各个个性得以充分发扬的平台；和谐不等于扼杀竞争，它是能够促进竞争的最佳制度和规范，是对竞争的最大激励；和谐不等于平均，削长补短所形成的整齐划一不是和谐，每一个个体得以充分发展才是和谐，每一个个体的发展都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叫和谐。和谐体现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价值。
发展、稳定、和谐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即使发展了，没有稳定的发展也是不牢固的，可能随时会被中断甚至逆转。发展是稳定的保障，没有发展，稳定也不容易维持，或者说没有发展的稳定是不值得追求的稳定，不具备价值意义的稳定。和谐是稳定和发展的目标，没有和谐，稳定和发展的价值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是大同，大同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反过来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可以促进发展；和谐也是一种关系，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7）
在明确了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精髓中所包含的这些普世价值后，在学理的层面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使这些价值体系化。*的学说也是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学说的发展、讨论、传播中确立的并被大家所接受。自由、平等、*等价值莫不如此。这些价值固然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普世化，已成为人类的共享价值。但是，这个世界的共享价值不应只有这些，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自由而没有发展，不可以自由得一无所有。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只讲*，不要稳定。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自由、*等价值有着很大局限性，包含很大的斗争性，其核心的假设是个体的最高价值以及个体利益的不一致性。譬如单就*来讲，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其实是一种斗争性的政治，如果离开西方传统文化中其他价值（如妥协、理性等的约束），它很可能就会失范。
在对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进行学理的体系化后，我们还应对它们作一个制度层面的讨论。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而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则是治理的。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的制度化要求向我们提出了诸多学理上的挑战，例如什么样的制度是能够促进发展的制度？制度的发展内涵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稳定？制度的稳定性有哪些表现和衡量指标？和谐文化、和谐秩序、和谐社会怎么建立？制度上又怎样和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和谐？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也可以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中找到答案。
这里的制度化应该还有相应具体措施的讨论。譬如发展的制度要求政府的行政改革要以发展为重要价值目标，不利于发展的地方要坚决改革和清理，如*、效率低下、不透明、机构臃肿等。这些措施要以价值为导向，而价值要通过这些措施来落实、体现，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成果。
最后，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问题具体就落到了外交政策的层面。这里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外交政策本身要符合我们所提出的价值，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政策目标就高度地体现了这一点；二是外交政策要能够起到传递这些价值的作用，譬如我们的对外援助政策，就是要设法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软实力的建设已经不只是要弘扬有自身传统的文化，更要为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贡献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发展和丰富人类社会的共享价值。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将取决于其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共享价值有多少、价值为人类社会的共享程度有多深等因素。
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儒学的现代意义（1）
儒学的现代意义
汤一介
为什么还要讲儒学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20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不仅我讲，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讲。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讲？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在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就已出现了对于“新的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