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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2）
说到唐代，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当然要数女皇帝武则天。她十四岁入宫成为唐太宗的低级妃嫔，太宗死后往寺中为尼，高宗即位又将她收纳为妃，三十三岁被立为皇后，渐渐大权独揽，秉持朝政数十年，六十八岁那年登基为皇帝，在位又十五年，临终去位，享年八十三岁。关于她放荡的后宫生活，历代相传，成为后世色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帝王角色之一（差可与之比肩的只有金海陵王和隋炀帝）。比如长篇艳情小说《浓情快史》、文言小说《则天皇后如意君传》等，皆敷演武则天淫乱故事；又有《子不语》卷二十四“控鹤监秘记二则”，专写则天、上官婉儿等性事，尤多秽亵之笔，托言“唐人张所纂”，通常认为是袁枚自己的创作。这些作品中的性爱细节自然多半出于作者的色情想象或生活中性爱经历及见闻之移植，但武则天在性生活方面的放荡则确实可以在史籍中获得证实。这里姑引证出于官修正史中的文献以证明之，《旧唐书·张行成传》载武则天内宠二张之事云：
太平公主荐（张）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启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即令召见，甚悦，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
（诸大臣）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圣历二年，置控鹤府官员，以易之为控鹤监内供奉。
其中最出现代人想象之外的是右补阙朱敬则上奏武则天的谏章，当面指责武则天广纳情夫已闹得不成体统：
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
这样直犯龙颜的奏章上去之后，朱敬则不仅没掉脑袋，武则天反而“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女皇帝的气量也算够大的了，不过在行动上她仍是我行我素的。
从朱敬则的谏章中可以知道不少信息：一是当时武则天内宠情夫之事为朝中君臣所不讳言，可以公开谈论。二是后世色情小说中薛怀义“阳道壮伟”之类的内容，确有史实根据。三是朱敬则的论点合情合理——他不反对武则天收纳情夫，她孤家寡人，寻找性配偶是合于儒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原则的；况且她已登位为女皇帝，援男皇帝后妃成群之例，也有多夫的权利。他批评的是朝廷上“性”风过炽，大臣竟以“阳道壮伟”自荐，实在太过出格。所以劝武则天节欲，情夫已有薛怀义、二张等人，应该知足了，不要再广为招纳，闹得朝廷上丑声四布，礼仪荡然。
稍后唐中宗的韦后，一个非常倾慕武则天因而也好弄权的女人，但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弄不成事，被贬为庶人。当初中宗被废，与她一起被流放到房州多年，算是患难夫妻。方患难之时，中宗向她许诺，将来若有出头之日，一定给她更多的性自由——许诺的不是通常的荣华富贵或权势之类，而是性自由，这很值得注意，事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
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散骑常侍马秦客颇闲医药，光禄少卿杨均从调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与秦客皆得幸于后。
与武则天之寡居不同，韦后是有夫之妇，且身为皇后，是要“母仪天下”的，竟如此广纳情夫，而中宗竟能坦然容忍，其“雅量”真在卫灵公等春秋诸侯之上远矣。由此也可看出唐朝皇室在性关系方面是何等开放。
以上所讨论的事例，都发生在皇室成员身上，这并不奇怪。一般而言，皇室成员享有最大的特权，这使得他（她）们在性放荡方面顾虑甚少而胆量甚大。况且我们通过前面的讨论已经看到，中国古代天子诸侯这些“人君”在性放荡方面有很强的传统。最后还要考虑到，如果一个平民女子通奸放荡，那只是一件寻常小事，它不可能在官方史书或别的重要典籍中专门得到记载——要了解这类情况，多半要求之于文学作品中的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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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3）
（二）婚姻：选择的自由
关于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权，国内一些现代论著中颇多混乱。或是想当然地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之类的礼教之说误认为古代中国社会中亘古如斯的铁律；或是依据某种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教条，结论先定，再去古籍中搜觅证据，按需择用。结果常不免简单化或以偏概全。系统考察论述这一问题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仅讨论与本章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
婚姻的自主权，应包括缔结（改嫁再婚亦归入）和中止（离婚）婚姻这两方面的自主权。至少在唐代及以前，妇女在这两方面都享有较大的选择自由——有时候甚至超过现代社会中的女子。
关于缔结婚姻时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虽在先秦时就出现已久，但实际含义似与后世不同。所谓“父母之命”，是指得到父母的批准赞同，则父母最多只拥有“否决权”——拒不赞同某项婚姻，却不能将婚姻强加于子女。后来礼教盛行，这句话被理解成父母可以任意安排子女的婚姻。至于“媒妁之言”，只是一种礼仪或手段。因此即使在满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条件下，仍可以有出于自由恋爱的美满婚姻。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古代发现许多不要这两者而由妇女自主的婚姻——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哪怕是贵族社会的政治婚姻，女子本人的意愿仍是经常得到考虑和尊重的。这里先看一桩有趣而又比较详细的个案，见《左传·昭公元年》：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公孙黑）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公孙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两贵族争聘美人，女兄不能决，执政大臣子产也不能裁决，于是议定由两贵族各自在美人面前表现一番，谁能赢得芳心谁就娶她，结果美人选择了英武健捷的公孙楚。谁知公孙黑情场失意，竟破坏“比赛规则”，打上门去，要杀死情敌而夺其妻，两人动起武来，公孙黑不敌，受伤而返。子产为求将事情“摆平”，反而判公孙楚流放，但他与徐吾犯之妹的婚姻仍有效。整个故事很像西方中世纪骑士传奇中的情节——骑士靠在决斗中表现出的武勇赢得美人芳心（所谓“长枪断为碎片，美人自有青眼”）。
女子主动选择丈夫的事例也可以看到不少。汉武帝时平阳公主是突出的一例，见《史记·外戚世家》：
是时平阳公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卫青）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卫子夫）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平阳公主与汉武帝关系不同寻常，她择夫当然可以有极大的自主权。公然与左右商议谁做丈夫合适，如此坦荡的态度，恐怕为大多数现代女子所不及。如果说平阳公主地位太高，她的例子没有普遍意义，那么平民的同类例子也能找到，比如《后汉书·梁鸿传》：
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
注意这一例中也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闻而聘之”的过程中就应有“媒妁”去传言），但实际上完全按照女方选择的意愿而成。不过梁鸿孟光都是“特立独行”之人，他们的故事虽留下“举案齐眉”的典故，却也未必有很大的普遍意义，这里姑备参考而已。
女子主动委身于男子，愿作他的配偶，这在古代称为“奔”。在早期史料中，“奔”并无贬义。下面是一些事例：《左传·昭公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氏之。
泉丘人之女奔孟僖子，她的女伴也一同去，孟僖子让她们住在氏地方为妾。又《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也是奔而得到收纳之例。再如《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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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4）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三女来奔，康公之母认为康公平庸之人，不堪享此艳福，叫他将奔女献给周王。康公不听，果然招祸。不过三女是奔康公而去，康公纳之，正是使她们的爱情意愿得到满足的表现，似乎不应责备康公。
关于女子主动追求男子，自宋儒大倡礼教后，演变为两条歧路：其一是朱熹之类的道学家，将此斥为“淫奔”，深恶而痛绝之。其二是士大夫心理上的“奔女情结”，总是幻想女子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