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里？”
“张局长吗？我是市委！请你立即出发，11时以前赶到上海大场机场！”
“什么事？”张智魁问。
“你什么也不要带，只带上洗漱用具！”对方所答非所问：“你到机场以后，向东海舰队作战处杨处长报到。”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2）
汽车从纵横弯曲的上海市区街道穿出，呼啸着奔向机场。张智魁迅速做出判断，他此行一定与“跃进”号沉船事件有关。昨天报纸上登载的两则消息，他已经牢牢记在脑子里，一字不差。
沉寂的机场一片紧急气氛，一架飞机已经发动引擎，像一个展翅欲飞的怪鸟。
杨处长同张智魁握手。张智魁马上看到了后面走来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他们已经在打捞海军418潜艇时熟识了。
平素对朋友十分和气的陶司令面色严峻：“请你随‘跃进’号船员一起乘机赴京，你要通过与他们的谈话，了解货轮沉没情形，并做出初步判断！”
他那高大的身子钻进机舱，40多名“跃进”号船员用恐惧、惊慌的眼神打量着他。然后低下头或扭过头，尽力回避他的目光。此刻，他理解船员们的心理状态：“跃进”号首航本应该是引以自豪的，中途遇难沉没，当然会使船员惊惧、痛苦、羞涩，感到一种莫大压力，有一种灾难临头难以逃脱之感。他们似乎认定这位陌生的大汉是法院或公安部门的审讯或监视员。
“我是打捞局长，只不过与你们同去北京，聊一聊沉船情形……我们是准备打捞的。”张智魁诚恳的声明和友好的态度，丝毫没有使那些呆若木鸡的船员动容，甚至没有人报以尴尬的一笑。好像他们事先约定，一律不准向外人吐露真言似的。
机舱内寂静异常，只听见飞机飞行的“咝咝”声音。
张智魁主动找轮机长和大副攀谈。
“请问轮机长，这艘‘跃进’号的性能怎样，设计制造方面有无缺陷？”
轮机长看上去是一个老实人。
“这是大连红旗造船厂造的。设计、制作都很优良。这船自动排水能力强，满载时即使一个舱进了水也不会沉没。”
“你离船时情形怎样？”张智魁问。
“我是在船已倾斜的时候最后一个从底舱爬出来的。上来后见大家正慌乱呼喊着穿救生衣。船长在那呆得像块石头，也不穿救生衣也不肯上救生艇，是大家把他拉上救生船的。只有政委跑上跑下，指挥弃船撤离。”
“船从出事到沉没海底多长时间？”
“我们离船以后还不断回头看，大概3个小时后才消失。”
“那么，据我所知船上有一个密封的游艇，有发动机，可坐几十个人。如果乘用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到上海，为什么不用呢？”张智魁问。
“我也不知为什么没用。后来看见它漂在水面上摇荡，绳子连着大船，日本渔船开过去，砍开绳子，把游艇拉走了。”
张智魁心中一阵痛惜：一条崭新的游艇可值三四十万元，竟白白被别人顺手牵羊！
“请问沉船的原因是什么？”张智魁问。
二副回答得不假思索：“敌人鱼雷打的。”
“你听见和看见什么了？”
“我离船前听见两声巨响，有两股水柱冲开船舱喷得很高。”二副边说边比划。
“怎样证明是敌人鱼雷打的？”
二副说：“我们下了小艇之后在海面上呆了一段时间。再走远一点回头看，我看见一只潜艇在沉船区域露出水面，有三个美国兵样子的人在艏楼哈哈大笑。”
张智魁分析着二副的证词，越来越感到怀疑：有航海经验的轮机长并未听见巨裂声响，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水下攻击”不可思议。至于沉没时间，水雷引起爆炸可导致几分钟内沉没，而不可能在海上浮漂3个小时之久。尤其是二副的答问中常常缺乏起码的航海知识。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3）
他单刀直入：“有触礁可能吗？”
二副断然否定：“不可能，没有礁石。”
“海图上不是标有苏岩礁吗？”
“海图规定苏岩礁外15海里转向，我们的船还没有转向，证明离苏岩礁尚远。”
“一路情形怎样？”
“一路没见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风平浪静，能见度高。”
张智魁一边询问一面引导着：“触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觉：触礁是觉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声音也沉闷；爆炸呢，声音剧烈，先是声音，然后是震颤的感觉，这种震颤还不至于造成船体倾斜。”
“我有后面这种感觉……”二副赶快附和“爆炸”说。
张智魁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沉船事件中，这些当事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不像是鱼雷。”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初步判断。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这种见解一旦提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些船员到达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船长和三副、三管轮以上的船员，了解情况，周恩来按他一贯的作风，问得很细。
船员们回忆说，他们听到“通”的一声，说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敌人的“攻击”，发生爆炸。又有人说看到黑影，“肯定是潜艇，发射鱼雷后就逃走了”。船长表示怀疑：只听“通”的一声，哪像鱼雷爆炸，是不是触礁？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敌当前，忙乱一团。万吨轮倒是不紧不慢地下沉，可船员们当时都束手无策……要知道，当时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盛行的年代，为了这次“政治”任务，换了船长，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在这次远航之前把他调离了。而原在远航船上的56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查了又查，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22名船员“不符航运条件”而被调离。调进来的人有的从未跑过远洋，好多人都本行业业务很生疏。拿二副来说吧，这是个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他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
周总理问二副：“那个黑影是什么形状？”
二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船长：“你实事求是地谈谈你的看法。”
船长说：“我从海军刘副参谋长那里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过爆炸声很小但威力极大的水雷或飘雷，所以我认为跃进号沉没很可能是触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长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驶在的航线上，出事前15分钟测定船位，距离前面的礁岩还有98海里。
周总理又问：“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长的看法，他说：“当时没有岸标，加上天气不好，只能根据计程仪上得到的距离，再根据电罗经定位，在航海上这只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气始终不好，无法进行天文定位。”大副还说，“船上的仪器设备质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的要求，这各种各样的误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离规定的航线。”
周恩来没有做结论，他建议再进一步调查，此事要请海军帮忙。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4）
改由陶勇当指挥
一开始，海军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东海舰队与交通部门协商，迅速组织调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编队，并指定由东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周仁杰、第二政委段德彰负责。当时周仁杰正在北京开会，海军周希汉副司令把他找去，将周总理的指示和海军的决定告诉了他，要他立即去总参谋部参加杨成武副总长召集的部署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会议。
从杨副总长那里接受任务后，海军立即派专机把周仁杰送回上海。周回到舰队，立即向陶勇等人传达了上级指示，在吴淞码头设立了指挥所，要求准备出海的各分队于5月5日12时以前做好出航和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963年6月4日，陶勇（右）调查“跃进”号事件远航归来，海军政委苏振华前往迎接。5月上旬，上海依旧是暮春的清凉天气，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一派繁忙景象，各种人物进进出出，神色匆匆。
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亲自检查海上调查的准备情况。他首先听取了上海和东海舰队负责同志关于出海编队的汇报。当汇报到编队领导干部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插话说：“这次东海舰队出海调查‘跃进’号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不亲自出海呢？”
周仁杰回答说：“出海编队指挥员是由海军指定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呵，我知道了。”
陶勇说：“编队指挥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接着问：“你们出海的船只准备好了吗？”
周仁杰回答：“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已抽调了舰艇和船只，上海市抽调了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3艘，即‘和平60’号、‘救捞1’号、‘救捞8’号。全编队舰船10艘，人员1097名。”周仁杰又把出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汇报。
返回上海的打捞局长张智魁汇报了潜水作业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见无人再说什么，做了一个总的发言。他说：“你们这次出海查清‘跃进’号货轮沉没的原因，是个重要任务。查不清‘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就不好对外发表公告，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军威。所以你们不能把这次到远海执行调查‘跃进’号的任务看简单了。这是海军成立以来，首次到远海执行的一项复杂任务。你们调查的海区，来往的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