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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即兴讲话，没有稿子，但坐在下面的人无不敬佩他的记忆惊人，逻辑性强，他讲“跃进”号沉没的许多数据分毫不差。
陶勇在大会上保证：“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查清原因，决不收兵！”
动员大会后，天色已晚，陶勇劝周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说：“我们再去看看‘跃进’号的船员们。”
他们驱车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时，“跃进”号的全体船员都已等候在那里。交通部长王首道见总理到了，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大家鼓起掌来。经历了巨大风险的船员们，顿时激动不已，不少人流下眼泪。
王首道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恩来说：“同志们，今天晚上我是来看望大家的，不是来做什么指示。‘跃进’号沉没，同志们心情难过，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心情也很难过！可是‘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组织舰船到现场去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认真总结‘跃进’号事故的沉痛教训，把坏事变好事，使我们今后的安全工作搞得好些，以弥补这次事故的损失。”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向船员们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你们船沉没后向上报告说是被鱼雷击沉的，有什么根据吗？”
有一个船员站起来说：“当时我们船正在航行中，突然船体猛烈震动了几下。几秒钟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爆炸声，这时船尾部掀起一个几米高的巨浪，顷刻间海水便涌进船舱，不久船体就失去了平衡。根据巨大的爆炸声，我们判断可能是敌人施放鱼雷击沉的，但我们没有发现敌人的潜艇，也未见鱼雷在水中飞驰。”
周恩来抱肘听完船员的陈述，说：“这不能肯定是鱼雷击沉的，因为万吨巨轮触礁沉没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当听说开航前近二分之一的船员调离，周恩来奇怪地问：“为什么这样做？”
航远局一位副局长说：“主要从政治上考虑。有些人的出身不好。”
周恩来面色严肃：“政治，这叫什么政治？这不是马列主义政策，这是唯成分论。”他还听说，不将目的地港告诉大家是怕泄密，就更加生气了：“胡闹！天下哪有这样保密的？再说，我们不说日本人也会说。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船员都是船的主人，既然将船交给他们，就应该信任他们。这样做，说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8）
周恩来又了解了航线的制定情况，说：“这条航线的制定也是错误的……跃进号是条商船，不仅要考虑拿枪的敌人，还要考虑自然界的敌人……暗礁、浅滩等各种航行障碍物。”
随后周恩来又询问了弃船时间和安全措施等问题，颇有些激动地说：“大家想想，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行驶的又是一条危险的错误航线，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会场鸦雀无声。
周恩来的结论是：“导致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多，天气，船上的仪器设备，船员的驾驶技术等看来都有问题，但最主要一条是官僚主义，神秘主义，瞎指挥。”
陶勇在不停地看表，因为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总理还没有吃晚饭呢。
吃了点饭，周恩来又参加了调查编队临时党委会。夜里12时，陶勇将周恩来送到机场。
第二天上午，许多人在新闻节目里又听到，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发现了沉船礁岩
5月18日上午9时，调查“跃进”号的舰船编队从上海吴淞码头起航了。
这是一支庞大的编队，其中有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各两艘，还有4艘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和一条油船。全编队出海人员多达千余人。组织这么大的编队阵容，到较远和较深的公海作业，在人民海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因为如此，指挥员的心情是沉重的。
“成都”舰成为编队的旗舰。陶勇等主要将领都坐镇在“成都”舰上。
天公不作美。编队起航不久，海面上的雾气越来越重，最后竟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海天不分。那些可以作为航海依据的水面目标和天空里的日月星辰，都被浓雾遮住了。就是站在指挥台上向前瞭望，也只能模糊地看到舰首的轮廓。陶勇下令抛锚。
到下午13时左右，雾稍微小了些，但视距仍小于05海里。
“怎么办？”指挥所人员都注视着陶勇。陶勇站在指挥台上，他正紧锁浓眉，左手举着望远镜凝视前方，右手捏着手绢不时地擦着望远镜的镜片。他明明知道雾在加重，但仍希望能在浓雾中看到自己的编队。他看了一下表，命令道：“拔锚起航！不能再等老天了！”他知道，新华社已经发布了关于我编队赴济州岛西南海域调查沉船的公告，必须按时到达作业区。
舰队慢慢地起航。
安舰长仿佛知道陶司令的心思，大声命令下级：“舰桥舰首增设瞭望室，按原航行计划前进！”
陶勇走上前去，朝他点点头。看得出，他对安舰长的安排表示赞成。
过了一会儿，在对诸种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后，陶勇向整个编队下令：“各舰保持编队，必须在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当当！当当！”舰首附近海区抛锚船只的钟声此起彼伏，唯有这支编队各舰船不时地发出雾号，仍在顽强挺进。
“我说小安哪，你说我们这样做有危险吗？”陶勇突然问起安立群。不等他回答，陶勇又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同困难险阻作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就是一个十足的孬种！”
陶勇是有感而发的。他给安舰长他们讲起一件事：
那是5月12日，周总理乘飞机赶到上海来指导调查“跃进”号的头一天。当时也是浓雾遮天，陶勇等领导到虹桥机场迎接总理，大家都以为飞机无法降落，总理不会再来了。可正在这时，有人前来通知：总理的座机改在龙华机场降落。陶勇他们恨不得立即赶到龙华机场。可是由于雾大，汽车不得不减速行驶。好不容易到了龙华机场，却只听到有飞机的声音，怎么也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大家的心，一下悬到半空中，直到飞机安全着地，心还在怦怦地跳着。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9）
说到这里，陶勇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真不简单！我陶勇第一个要向总理学习！”
夜已很深了。大海上除了舰船上的灯光外，就是不绝于耳的涛声。陶勇还没睡，他在舰上到处转悠着，从航海室到轮机舱、锅炉舱，连只能容纳一人的狭小的罗经室也挤进去看了看。他看到水兵们个个精力充沛，十分专注地工作着，甚至有人走到他们身边，都没有发觉。陶勇对此很是欣慰，连连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最后他来到驾驶室，见安立群还站在那里，就催促他：“小安哪，你也该休息了！”未等安舰长回答，他似乎想起什么，有些歉意地说：“我睡了你的舰长室，占了你的窝，你在哪里休息呀？”
安立群指了指驾驶室尾部的一个小仓库，说：“我睡那里面。”
陶勇有些不放心，走过去瞧了瞧，见这个小仓库连门都没有，进去要爬才行，连说：“委屈你了，委屈你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航行，编队顺利到达了“跃进”号出事地点。
第二天开了一天会。晚上，忙了整整一天的陶勇把安舰长叫到舰长室，让他坐下，把首次去寻找“跃进”号的经过一五一十再讲一遍。这个情况其实陶勇早已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再问呢？安立群琢磨，可能是陶司令为即将开始的搜寻工作做进一步的论证。于是，安立群把经过又说了一遍：
“5月1日，我舰担任战备值班任务。下午2时多，无线电班长徐国兆报告：我国的‘跃进’号发出国际求救信号‘SOS’。我们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傍晚，我们‘成都’舰和‘昆明’舰一起，奉命驶往南朝鲜的济州岛以南海区搜寻。翌日凌晨到达‘跃进’号失事海域。天刚放亮时，值更信号兵发现一艘汽艇。我们立即接近汽艇，发现小艇确属‘跃进’号的救生汽艇，但未发现有人。这艘汽艇的缆绳仍联结着‘跃进’号，不一会儿，‘跃进’号继续下沉，那艘小艇也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儿，声呐兵报告，发现水下有金属的回音。”
陶勇问：“是在什么位置？”
“当时航海长记下了这个位置，是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5分。后来上级来电说：‘跃进’号的船员已被日本的‘壹歧丸’救起，让我们向佘山海面搜寻，找到‘壹歧丸’把中国船员接回来，我们就返航。”
“北纬31度58分，”听完安立群的叙述，陶勇沉思着说，“东经125度15分，如果这个数据准确的话，那就是说发出金属回音的地方离苏岩不远！看来，我们应该首先找到苏岩礁！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
第二天，天气依然被浓雾紧锁着，能见度很低，只能看到100米左右。但为了迅速找到“跃进”号沉船的位置，弄清情况，编队不顾大雾中作业带来的困难，立即投入了搜寻工作。陶勇命令猎潜艇“金州”、“兖州”在雾中以双艇编队搜索“跃进”号可能碰上的苏岩礁。
苏岩礁如果在陆地上会像一座山，万吨级的远洋轮停靠在它的身边会显得很不起眼。然而它沉睡在深深的海底，完全依靠水声设备去找，这就犹如大海中捞针一般。
这天下午，“金州”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