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一旦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而企业连年“亏损”，这意味着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企业做亏，外方即可收购中方全部股权，一举两得。而合资中芳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掉饭碗，政府背上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2）
如果外资公司在“合资变独资”、“控制到垄断”之后，连税都不交，我是不是能够打这样一个比喻：国外资本吃完了肉，连点汤也没给发展中国家剩下了？比喻或许尖酸了一点，但是这种行为不可饶恕。
全球化竞争，守土有责
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消费几乎是沸腾的。新兴国家的子民恨不能几个月换一部手机，而老牌帝国主义的公民在2008中国的奥运年还拿着十年以前的砖头。奢侈品牌勾引着新兴市场的人民实施“贵族”的消费。
于是，发达国家的老字号蜂涌向新兴市场。老牌帝国主义荷枪实弹地涌进来以后，急需征服中国的市场。跨国公司不可能创造一个市场，它只能与本土企业分羹。这时，争夺市场的战争开始了。
在市场争夺战中，跨国资本的风险比本土企业要高得多。因为所有的“本土化经营”如同高度变异的基因品种，结果无法预见。
如果中国企业家不妄自菲薄，将获得毫无悬念的胜利。总有一天发达国家要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崛起的新贵也会跳起来向发达国家的老字号叫板。当当网的一位女性高管，曾经提出“资本主义大锅饭”的观点，说宠大的外企里面，那种官僚与效率低下的作风，跟大锅饭没什么两样。日本本土企业的管理为全球所称道，最近我接触一间来华的日本企业，却令人大失所望。这个世界五百强里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多元化企业，总部设在深圳，其中一项业务在深圳运营的摊子是很大的，几千名员工。但该业务总部的雇员年轻、情绪化而没有经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该企业绝大部分的员工在混日子，竟然有某一个部门三个员工连续旷工，而主管竟然称不知情；在被人事部门发现以后，主管仅仅得到了一个警告处分；该公司一个经理的妻子竟然在行政部门任职，由于工作能力的问题，行政经理本身预算紧、人手缺，不愿意用这位家属，而这经理硬是想办法让妻子留在了公司。
我接触到另外一间五百强企业，做零售，其采购部门的员工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因为流程控制与人力资源的失误，公司在中国出现了许多服务质量、商品质量的问题。
我们惊悉：连体制也会老化的。
于是在发展中国家，再热的头脑也会冷静下来，再没有经验的朴实人民也会精明起来。
我想起宗庆后在吹胡子瞪眼：“娃哈哈没有违约，违约的是达能。”真正明白了他的意思：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协议经历了几次变更，最后一次变更，实际上形成“娃哈哈只与达能合资了部分工厂”的局面。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在从尊重行政命令向尊重合同进步。
合同是自由的，但自由与公平是两回事。契约是“自由”的吗？契约是否也只是制造不平等的工具？自愿签定的合同就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宗庆后一直后悔当初在合资合同上签了字，他为当初的签字隐忍了十年。
自愿地签定合同，并不代表合同本身的真正公平。在全国股民都在深度套牢的今天，我说这句话，相信读者比较容易理解。发达国家财大气粗的老字号走进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向世界，有点像股市中的庄家与散户。
但是，要等什么都懂了再去做事情吗？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然，就可能磨灭了直觉、锐气、坚韧和应变能力。同时，企业家一定要与时俱进，看宏观环境做决策，及时修正所有见不得光的行为——囿于宏观与微观各种原因，谁能十全十美呢。
资本逐利新兴市场的大搏弈时代（3）
公平的市场要求公平的分配，2005年后，我国开始调整对引进外资的态度。
商务部研究院《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外资合作控制差，导致国民总收入与GDP发展不同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未能实现、出现限制竞争的垄断苗头以及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泛滥等问题；政府没有挣到钱，但是需要为环保问题、劳工退休问题，资源、人才等等的企业发展配套买单。
法律是终级的强权
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从关注两个企业，逐渐去关注、反思整个国家。我看到，法律战争不但在企业间、跨国企业间，甚至在国家间也在上演。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达能用500万为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极具号召力的普法课，而五百强的香港声明更使中国走进全球性反贿赂反*的联合战线中。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抵抗外侮、保卫国民经济唯一的武器是法律；从国家经济发展与扩张的角度讲，给中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海外发展空间也要依靠法律；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讲，企业自保与扩张，处理危机策略，必须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因此，法律是企业竞争的通行证与危机拯救的必杀技。
生产与经营负责把利益从想象变为现实，法律负责把利益从共有变为私有，这就是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没有野心，就没有人类。总有人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有机会，人人都希望统治世界，为所欲为。世界上，总有制定规则的人，总有人享有优势的资源。法律保障最*裸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去界定其利益、约束其行为。利益界定的过程中充满了“吃亏”和“占便宜”的主体。
而法律是终极的强权，是由国家的强制力量保障的唯一权力。
学者朗咸平说，中国人民银行有许多经济学家，但没一个能够跟国际炒家的技术相抗衡。朗咸平说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金融技术，是用钱生钱的技术。中国有300个亿的外国热钱，中国不知道它是怎么进来的；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坚持三个月，这热钱自然就跑掉了，中国照样不知道它是怎么走掉的。
朗咸平说的是金融技术，是用钱生钱的技术。当没人敢挑起核战争的时候，隐蔽的经济战争、金融战争、信息战争、法律战争的技术都变成决定胜负的重要力量。
法律战是国家主权最直接保护下的战争，不尊重法律就是在向主权国宣战。所以跨国公司的法律技术应体现在对法律的“尊重”上。
达能，或者它的职业经理人，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了一已之私，损害他全球的员工。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从关注两个企业，逐渐去关注整个国家，我看到法律战争不但在企业间、跨国企业间，甚至在国家间也在上演。跨国公司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达能用500万为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极具号召力的普法课。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1）
跨国资本不会带来法治经济
夏目漱石曾经描写过一只猫，是夏目一本厚厚的书里的主角。虽然这猫没有加菲有名，但是比加菲深富哲理性——
猫有天发现一块年糕被主人忘在桌上。猫没吃过这种东西，也不太敢吃，所以它非常希望女仆发现这块糕，把它收起来，这样猫就不必冒险了。可是女仆就愣是把这事忘了。猫晃来晃去，抵制不了诱惑，终于决心去吃这年糕。这时猫感叹着说了句有名的话：难得的机缘，会使一切动物作出并不情愿做的事来——果然，猫一口咬下去，牙就被年糕粘住了！
猫忍不住偷腥，资本过之而无不及。明知危险，明知可能被抓住，但是还是忍不住做点有80％的可能不被抓住的事，抓住了以后就说：年糕没人管，大家都偷，我不得不偷。这一点是任何资本都不可能改变的属性，包括跨国公司、或者民族资本，并无例外。
但因为本土企业的理想还停留在“生存与发展”，尚没有巴望“光荣与梦想”，因此其志向与跨国公司不可同日而语。跨国公司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可能永无休止；但不管它带来了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它对战略资源的占有，以及不公平交易的渴求。没有一个跨越重洋的野心家是为了追逐平均利润三倍之下的。
达娃之争为中国长达三十年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写了非常有讽刺意味的长篇评论。
外资进中国以后搞“本土化”，第一个目标是研究中国“软肋”，摸索如何控制中国企业；第二个目标是研究中国法律，钻法律漏洞与设置契约陷阱。
观察家们再也想不到，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与世界五百强的较量，竟然是本土企业家用法律武器，战胜了“本土化过度”、只懂得向政府告状的五百强。
资本是有“本性”的，资本的本性在发达国家用严刑峻法被克制，到了发展中国家一心想着露两手，而且有不久前“坚船利炮”的历史壮胆。资本来了中国，不但没有把先进的东西灌输给中国本土企业的动力，反而一心想着如果能长期生长在这种法治缺乏、符合其贪婪本性的温床就好了。
分析跨国公司的几个板斧我们就发现，超额利润不是靠工匠精益求精的限量生产得来的，也不是靠“奢侈品”的市场定位与完美广告得来的，而是靠垄断、不公平交易、非法交易赚来的。这跟我们司空见惯的民营企业并无区别。资本的本质一样，手段也相同，当然，技巧有高有低，工具有高有低，境界也有高有低。
试看他们如何枪杀了“所有权”和“公平交易”，从而得到超额利润，手段大约有四：
一、胡萝卜加大棒。这是非常典型的手段。比如达能对付宗庆后伸头乱刀，缩头6000万。
二、政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