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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以及“母性”虽然是压垮“人乳宴”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在一个参战各方均属于“未断奶民族”（孙隆基语）的战场上，不仅有些胜之不武，而且极大地混淆了敌我。简而言之，如果良知还能接受母乳在超出自产自销式哺育功能以外的应用，奶妈是我们共同的底线。虽然做人家的奶妈在本质上亦是一种交易行为，不过，奶妈毕竟还是在哺育婴儿，而在传统伦理的庇护之下，这种交易行为并不像“人乳宴”那么赤裸裸地，最起码，被哺育的婴儿在人伦上毕生都应向奶妈行“人母之礼”。相比之下，“人乳宴”之所以令良知感到不适，乃因其以工业化的方式消解了比较人性化的“点对口”模式，同时也破坏了文化心理上的“大堰河情结”。然而，当六名“营养师”面无表情地站立在“人乳宴”店堂里面让记者拍照，此情此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做过预言：为一群“未知的消费者”提供产品，正是市场的特征。如果记者在现场拍到了这样一幅照片：一名刚刚吃过“人乳鲍鱼”的食客饱含热泪地扑向其中一位“营养师”的怀里并且哽咽地喊了声娘，“人乳宴”或者就不至于那么“辱人”了吧。
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你去问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意见，他多半会告诉你，喝牛奶和“人奶宴”一样下三滥，因为牛奶只是为母牛为小牛准备的。其实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对于“人乳宴”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恶心”，没有更多的逻辑，无非就是一种直觉。红油重料的川菜或湘菜加入奶或奶类制品 （也不管是人奶还是牛奶羊奶）之后可以恶心到何种程度，就先不要提它了，做为一种症状鲜明而诱因多样的生理反应，“恶心”以及由“恶心”直接导致的呕吐，实在是一种越来越值得珍视的个人品质和能力，尤其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对于那些与“人乳宴”类似的不偷不抢，不逼不迫，你情我愿，公平合理的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与其内服良知外用公理，不如向索尔贝娄为我们创造的那个赫索格先生学习，养成一种在每天洗脸刷牙之后再呕吐一番的个人生活习惯。恶心和呕吐（所谓“品味”其实是对于感到恶心并且可以呕吐这种能力的一种比较恶心的注解）当然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说明不了什么，更改变不了什么，只是凭籍这一种被动的反应或被动的抵抗，我们在生理上多少会好过一点。正是：
无情未必真豪杰
有奶如何不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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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射下来的是什么
云南省对标语口号展开清理行动，抹掉了遍布城乡的35242条（幅）“有伤大雅、有碍观瞻、语句生硬、态度蛮横、宣传效果适得其反、命令强制、狐假虎威”的标语，这些“命令式、强制性、威迫性”的标语如：“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宁可添座坟，也不添一人”，等等。
喊着口号学说话，读着标语学写字——我就是这样长大的。由我本人亲笔书写的最后一条大字标语，内容是：“借党报东风，从校园每个角落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落款是“校学生会宣”，时间大约在1983至1984年间。现在看来，这条标语虽然无伤大雅，却也大体符合“语句生硬、态度蛮横、命令强制”尤其是“狐假虎威”的不良风格。抚今追昔，我对标语口号的感情一言难尽。以从传播学的观点来看，标语和口号都是低成本的有效传播工具，革命的用得，不革命的也用得。1934年，英国传教士BOSSHARDT在西南山区被红军俘虏，并随军长征一年余。获释后在伦敦出版《神灵之手——一个在中国被俘的基督徒的日记》一书，高度评价红军的宣传工作。他写道：“这支军队每到一处就在一切能书写的地方写标语，招集当地穷人，非常熟练而又有条理地将地主的粮食分光”。该传教士从红军那里得到的技术启示显然多于道义感召，他更向年轻的传教士们发出呼吁，要学习红军的这种“简练有效的办法”。
但凡标语及口号，无不以简明扼要、强制武断，甚至“态度蛮横”为主要技术指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我就喜欢！”——价值取向虽不一致，但是技术标准、从语式到态度，差异实在没有年代来得大。当然，“就是好”也可以改写为“做女人挺好”，不过在我看来，就标语口号而言，“挺好”已经逼近了语句婉约，态度温和以及有商有量的底限。至于“今天你有否××？”之流，已经不能视之为标准的标语口号了，总觉着是一声可有可无的礼节性问候，听着就跟“吃了吗？”那幺没劲。
比较高级的标语口号，还有音韵和修辞学上的考究，例如近期在云南被清理掉的“书”和“猪”、“坟”和“人”。文革后期，法国左派文人组团到访华，回国后（记不清是巴特还是拉康）撰文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特别推荐一条口号：“批林批孔”——对“批林批孔”实质内容的不甚了了并不妨碍对双声迭韵的激赏。也就是说，如果巴特或拉康当年在中国听到的政治口号不是“批林批孔”而是“罗曼罗兰”，同样也不影响他们回国后写一篇同样的报导。当然，对标语口号在音韵和修辞上的追求不宜刻意，更不可因此而把标语口号弄得太长，像“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种，过份追求对丈工整，AABB迭字，做为这条标语的目标受众，一个做人认真的驾车者在大街上若定睛通读一遍，分分钟就有发生交通意外的可能。
标语口号的最高级形式，表现为丰富的互文性（transtexualite）。前年华北遭受蝗灾，据“经济半小时”报导，抗击蝗灾的关键，是抢在蝗虫长成并从地里飞起来之前就将其杀光光。当时，电视画面是田间地头紧张的灭蝗现场，有一条用纸贴在旗子上的标语令我叹为观止：“扫蝗打飞”。
口号有可能脱胎于人类巫术时代的咒语（道家至今仍在使用的“符”，很可能就是标语的前身）。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欲使被施予者彻底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横竖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还不如“大家不思考，一起喊口号”算了。只要是标语是口号，就一定是强制的、命令的、不容置疑的。若不想放弃独力思考的权力，倒是很应该对标语口号们喊上一句法国“五月风爆”时期的著名口号：“严禁使用严禁！”“严禁”其实是一切标语口号通用的基本句式，也是它们共同的初衷。“一定不要怎样”和“一定要怎样”，都是同一回事。
标语是凝固的口号，口号是流动的标语。抹去标语固然是“除魅”的一个必要手段，然而难以从墙上抹去的是口号。口号的力量，源自重复以及便于重复。所有在音韵以及修辞上的努力，无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谎言重复100次就变成了真理，真理被重复100次——准确地说，当真理以口号的方式被重复了100次之后，估计也有变成谎言的可能。有一个口头文字游戏是这幺玩的：先把“月亮”不间断地重复讲10次，紧接着再倒过来读成“亮月”，也不间断地重复说10遍，然后马上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后羿射下来的是什幺？快说！”
我见我闻，十个有九个中招，“月亮”二字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即使有备而来，杀伤力也难以抵挡。一哥儿们，之前玩过类似游戏，“月亮”、“亮月”各重复10遍之后不慌不忙向逼问者道：“你以为我会说月亮呀？呸，门儿都没有！后羿射下来的是什幺？告诉你，是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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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丧偶
张国荣死了。他不是我的偶像。但是事件给了我谈一谈偶像以及“丧偶”的机会。若张国荣算是因缘，此前此后则各有一事形成“际会”：愚人节前一周，在报上读到罗大佑与“上海精英畅谈会”的报导，“面对偶像很激动，心跳得厉害。”（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语）。其二，电视上，李敖惊爆张之自尽乃艾滋病之故。
我的惊讶不在“料”猛不猛，而是他老人家报料的态度：“我不是乱说，是有可靠消息的。别忘了我的前妻是谁。演艺圈中的消息，我也很灵通的。”
“别忘了我的前妻是谁”——这话听着耳熟啊。想起来了，李敖被囚于军法看守所时，写过一篇后来大名鼎鼎的歌词，名字就叫《忘了我是谁》。从《忘了我是谁》到“别忘我了我的前妻是谁”，愤青情怀已沦为娱记腔调。岁月、电视，一个比一个毁人。
想当年，也曾有机会向罗大佑当面示爱，惜乎由偶像做东的那场饭局过于丰盛，以致我光顾了埋头于火锅里挑肥捡瘦，满怀的景仰，竟惘付了那一锅滔滔肥水。无论如何，以上两种态度皆大壮了吾之贼胆，得以狗仗人势，放开怀抱，干一干这件一直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张国荣死了。我不是他的fans。我的偶像其实是山口百惠。国荣亡而思百惠，皆因《风继续吹》——前者在1989年红馆告别演唱会所唱，系翻自后者的《再见的另一方》（或名《再见的彼岸》）。其实哥哥与同时代诸星一样，都爱翻唱和谣，《Monica》翻自吉川晃司，《拒绝再玩》翻自安全地带，《不羁的风》翻自吉川晃司，等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