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风骨
很多时候，我会不自然地把文人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者混为一谈，他们怀揣着一点锦心绣口、一口袋诗书、一脑子蝇营狗苟的谋略，游走于诸侯列强，贩卖着略高于草民的狡诈和阴谋，以分得几匹绸缎、几锭纹银、几亩肥田、几顶帽子、几阵掌声。
如果不是象墨子那样身体力行，以假行僧的姿态固守践行自己的主张，那么，再高深的理论，背后隐藏的，无一不是奴颜媚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目的，依然是试图摆脱“治于人”而求“治人”，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文人内心深处的小九九，要说文人无行，总体上考量，应该不算冤枉。
当然有例外。
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扑朔迷离的有趣现象。一方面，胡适一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居，同时，他又和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胡适曾在送给朋友的照片上题诗自嘲“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令胡适耿耿不忘的“做了过河卒子”，是指自己1938年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并为中国抗战争取到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还有1946年底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
如果把胡适这两件亲近政府的举动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审视，我们就不难对胡适当初的决定表示理解。即便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在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的时候，都会以不同形式抵御外侮，何况，胡适又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学者，和那些迂腐势利的文人不同的，是胡适始终没有向任何政府流露出曲意逢迎和依阿取容，更没有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投机取巧，他也不像魏晋隐士那样躲在国外逍遥山水、无视国土上燃烧的战火，这是胡适率真可爱的一面。对于蒋介石，他从一开始就是抱着怀疑的审视和打量的，一直到1935年，胡适在日记中才对蒋介石下了个初步的结论：“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此前，在与蒋介石的会晤中，他曾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暗示蒋对当时中国的治理应当无为而治。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终其一生，引胡适为诤友。在抗战期间，在选派为抗战到美国斡旋的全权大使时，蒋介石才把胡适作为不二人选。
按照《胡适日记》的记载，胡适之所以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到底是出于文人的美好愿望的。在该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草案》，胡适的理解是“这部宪法的问世，标志着国民党即将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
这样的观点，和他一直奉行的政治观点是完全吻合的，即便在与蒋介石政府的合作时，他也没有停止过对蒋介石的批评。
作为文人，最难得的就是在独善其身的前提下，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学术的创新。
１９４７年初，蒋介石在改组政府时，初衷是要请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
胡适给担任说客的傅斯年和王世杰写了一封信婉拒，这封信至今读来，仍然让人钦佩不已——
“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保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首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为国家保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仅此一句，胡适就让此前和此后为个人利益奔波钻营的文人汗颜终生。
当年年底，胡适又婉拒了蒋介石让他再次出任驻美大使的要求；１９４８年，胡适再次以“无此勇气”为理由，拒绝了蒋介石请胡适参与总统竞选的要求。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
而蒋介石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５个条件，“１，守法；２，有*精神；３，对中国文化有了解；４，有民族精神，爱护国家，反对叛乱；５，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明眼人自然能够很轻易地看出来，蒋介石要求的人选，非胡适莫属。
这也是蒋介石对胡适最中肯的评价，正因如此，两个人才成为淡如水的终生好友。1962年，胡适去世时，蒋介石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有评若此，概莫大焉。
文人风骨，原是个不错的词，遗憾的是，很多文人只有风，没有骨。如同墙头上随风摇曳的衰草，一条条曲线画出了优美的景色，终究因为缺少硬朗的内核敌不过四季的轮回，一阵秋风袭来，立刻染霜，旋即掉落。
那些穷经皓首于科举以图光宗耀祖的书生，终其一生辗转于线装的古籍中，出头之日，便是低眉之时。得到了荣耀，失去了尊严。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非主流作家”柳永的两面性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拐点。比如苏轼，“乌台诗案”后一直就是宋代官僚体制砧板上的鱼腩，从内地到岭南，颠簸流离成为他生活的主调，甚至搭上了一个儿子的性命。恰恰也正是这个拐点，成全了苏轼文学艺术上的最高成就。真不知道对苏轼来说是福还是祸。
柳永的拐点，纯粹源于他的大嘴。
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怀着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豪气，柳永从老家福建到京城参加了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而且还不止一次。连续几年的苦读，却连个进士的名分都没弄到，估计是在一场闷酒之后，柳永借着酒劲，把几年的郁闷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应该感到庆幸，宋代尽管很少象其他朝代一样杀人如麻，但文字狱依然十分流行。苏轼的拐点就是被自己的文字重伤。好在柳永不是官场上的人物，对整个官僚体系和个人都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当时获罪，但却成了他一生不堪的祸根，也许是一语成谶，“依红偎翠”和“浅斟低唱”竟真的成了他以后生活的主调他。以至于当他第三次终于入围时，宋仁宗却拿气朱笔，把他的名字划掉，你不是认为科举所得是浮名吗，你不是要用浮名去换*和享受吗，朕有成人之美，且去浅斟低唱吧。
这里有一个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断代，柳永仅仅是个白衣秀士，又不是著名作家，他的这首词，怎么会传到皇宫高墙里去呢。
这就是柳永的问题了。
柳永不像有的愤青那样，仅仅过一下嘴瘾，通过文字发发牢骚，求一个心里平衡，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不但宣言，而且实践。宋代的商业比较发达，酒肆驿站到处都是，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而且夜市也比较兴盛，浅斟，是有足够的场所的。低唱，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副好嗓子，一是有一群热心的听众。柳永尽管有很好的乐感，但未必能成为一个好的歌手。这也不成问题，和酒肆形成相辅相成态势的，就是“平康”，也就是勾栏，也就是青楼。宋代的青楼，我想，是按照市场的需求自然划分成几个档次的，走卒贩夫去的，那叫窑子，文人和官员去的，就叫平康了。平康里的女子叫做艺伎，意思是卖艺不卖身，所以，大都有些绝技在身的。或琴棋，或书画，或说唱，不然，和上门的文人官员就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无法留住客人，更不能掏出他们荷包里的银子。
柳永在青楼里就找到一个好的歌手，艺名虫虫，她把柳永的这首《鹤冲天》演绎得淋漓尽致。虫虫也因此一曲成名，成为当时的歌坛“超女”，走在北宋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的有人在吟唱这首单曲，在青楼宴席上，文人雅聚时，《鹤冲天》绝对是保留节目。北宋提倡以文治国，皇帝大都是文学家、书画家，自然难免换一身便装，悄悄流出皇宫，钻进平康里享受一次平民的*。宋徽宗简直就把李师师当成了宠爱的妃子，以其闺房为家，甚至在她的闺房里处理国家大事。宋仁宗也不例外，即便他不能频频出宫体察烟花现状，一定有拍马屁的人投其所好，收集街面上流行的俚词俗调送给他看，这样一来二去，柳永这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作者，便被他牢牢记住。
好不容易入围，却因言被黜，柳永的失落可想而知。但柳永此时已经在文学界和音乐界，尤其是烟花界名气如日中天。人就是这样，成名之前，未见什么个性，一旦炙手可热，个性立马显现，嬉笑怒骂都成了别人注目的文章。中国不是不缺少明星，而是不缺少造星的群体，只要是明星，再张狂的言论，也会有人为之喝彩。
柳永于是做了一面小旗扛在肩上，上书“奉旨填词柳三变”，每天游走在青楼酒肆，为艺伎们创作流行歌词，每到一处，辄引起艺伎们的尖叫，他的粉丝，应该叫做“柳条”吧。
在柳永之前，中国是没有专门的词人的，更没有人敢专门为*们创作歌词，柳永是第一个。从来没有被公然尊重过的艺伎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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