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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司马迁在记载这个事实的时候，稍微替管仲做了一点粉饰，说齐国人不认为管仲奢侈。如果不是齐国百姓出于对管仲的感激原谅了他的*，就是他权利过于强大，让百姓努也不敢、言也不能。
这简直大约估计是一定的。
一个女人的出身和流言
我始终不愿意相信孟姜女是员外家的女儿，自从知道这个故事，她就是邻家大嫂，和我家一样，住着茅草屋，发髻斜堕，袖口高挽，扎着蓝布围裙，挎着荆条编就的筐子匆匆穿梭于田地和篱笆小院之间，黄昏时分，对着西北方向怅然而望，她的身后，泡桐花自开自落，村人屏息而过……
对这个女子，比较统一的说法出自顾颉刚，《左传》记述：杞梁攻莒、战死，齐侯欲郊吊，杞梁妻以郊中不是吊丧之地加以拒绝，齐侯不得不改在杞梁家里吊唁。这时，孟姜女还没有名字，是作为一个知礼的少妇存在的，按照传统的叫法，她被称之“杞梁妻”，这是个很有象征意义的称呼，女子嫁人后，失去的不单单是姓名，而且是作为个体的人。无独有偶，堂堂的《后汉书》在《列女传》中讲述了一个至今仍有教化意义的故事，一个女人用形体语言和行为艺术教化了丈夫的道德，成就了丈夫的事业，并成为后世妇女的典范和楷模，“可叹停机德”，这个“停机德”的女主角在《列女传》里被这样介绍：“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好一个“不知何氏之女也”！一个大牌明星，用个符号就轻易被打发了。
这样的低廉甚至是无偿的“出场费”，不知让时下那些动辄耍些大牌的“星”们作何感想。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她出身如何，不管她相貌妍蚩，我们记住了她挥刀断布的果断和那番语重心长的教诲。
到了西汉，刘向著的《列女传》把“杞梁妻”的记载演变为“杞良妻就夫于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的哭长城基调。此后，经民间口耳相传，唐代《雕玉集》中收纳的一篇《同贤记》，正式出现了“孟氏女仲姿与避筑城劳役而躲进孟家花园的杞梁成亲，后杞梁死于长城役地，孟氏女哭倒长城”的情节。《同贤记》的贡献在于给“杞梁妻”取了个名字，叫孟仲姿，而在敦煌曲子词中被直呼为“孟姜女”。不管叫什么，“杞梁妻”总算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贤记》记载的故事情节是：燕人杞梁因避秦始皇筑城苦役，逃匿于孟超家后园树上，见孟女仲姿在池中洗浴。孟女因身体为杞梁所见，便以身相许。婚后杞梁又返回筑城役地；主典怒其逃走；将他打杀，筑尸于城墙内。仲姿寻夫，至城下痛哭，城墙崩倒，露出尸骨，不能辨认。仲姿刺指血滴骨，至杞梁骨处，血径流入，于是收了尸骸，回去安葬。
这是个最为恶俗的版本，不但把孟姜说成了有着花园的富家女子，而且又落入了“奉身成婚”的俗套。如果不是文人的假想，就是小无聊市民狡黠的臆测。这样的出身，倒不如民间流传来得直接，来得生色，坊间的说法是：孟家的葫芦藤蔓延至隔壁姜家，两家墙头上葫芦剖开后，诞一女子，故名“孟姜”，丈夫也成了叫起来不拗口的万喜良。而且孟姜女哭倒长城后，秦始皇见其貌美，欲纳为妃，并接受孟姜女提出的3个条件，披麻戴孝，手执丧杖，为万喜良发丧。最后，孟姜女投海而死。
有时候很佩服古人想像的浪漫和大气，在他们的心里，嫦娥可以飞上月球，女子之痛可以让长城崩塌800里，可以使六月飘起鹅毛大雪，男人的怨气能够撞倒撑天的石柱，女人的悲悯同样能够补起天裂。正是这样浪漫而充满神秘色彩的梦境般想像，使得很多故事变得摇曳生姿，跌宕有致，在那些物质贫乏、科技落后、视野狭隘的时代，满足了人们精神极大的需求和*。
唯独在对于人物的出身方面，显得不但苍白和力不从心，简直有些心理变态。
杞梁虽然是齐国的战将，“杞梁妻”未必就是富家女子，因为这些战将发迹之前很有可能是贩夫走卒甚至屠狗杀猪之辈，而且谁又规定他们必须先成名后成家呢？孟姜女是员外（相当于以前的地主或退休干部）之女还是农家女子，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今天包括后来的人们，或许会将更多的目光投注在孟姜女单薄而凄惶的身影上。如席的雪花和刀割的朔风中，这个女人提着蓝花包袱（那里面裹着给丈夫新做的棉衣），脚步蹒跚地行走在陌生的地界，她的脚踏不起漫天的黄土，只有松软如沙的雪在她跌倒后给以冰冷的安抚，还有，就是死寂的黄河昭示她以方向。她逢人就打听长城在哪里、谁见过一个叫万喜良的民夫。她可以借宿在四处透风的破庙，也可以在谁家讨得一口稀粥，但什么都阻挡不了她的坚韧和执着，那就是：向北，向北……
我至今看不见孟姜女的面孔，不但模糊，简直就是侧面和背影。背身向人的孟姜女作为一种传奇和流言，把2000多年前的山崩地裂定格成凄绝的画面，留给文人发泄和抒情的借口。
若干年后，我怀抱着自己的后代，慈祥地告诉他们：从前，后个女子，不知是哪里人，也没有名字，她哭倒了长城……
红妆翠袖含丹心——对梁红玉怪棋的解读
我始终想不通梁红玉在“黄天荡”一役后为什么要弹劾韩世忠，毕竟，那次战役，韩世忠是以8000宋兵打败10万金兵，而且将金兵在黄天荡内围困48天，若不是有内奸引路，金兵可能会全军覆没。
但作为妻子的梁红玉却立刻向宋高宗奏本，指责韩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此举使“举朝为之动色”。
小时候看连环画《岳飞传》，梁红玉金甲银胄，冒着箭矢擂鼓金山督战的情形很让人回肠荡气。她该是一袭火红披风，腰悬七尺龙泉宝剑，葱白而纤细的胳臂在山顶起伏之间，一向懈怠的宋兵士气大振，男人本色在女人擂出的铿锵鼓点声中畅酣淋漓地奔放出来。倘若不是金兵逃脱，历史很可能就因了这个小女子的鼓声而就此改写了。这绝不是没有可能，遗憾的是，原本可成千载佳话的一段*，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假设和幻想中了。
在江苏淮安城北门外礼字坝东边，有一座古祠，叫梁红玉祠，据说，因为梁红玉排行第七，又称“七奶奶庙”。当地史志上也煞有介事地记载：梁红玉，生于楚州（今淮安）北辰坊（新城西门内），少时善于织蒲。更有人以为，梁红玉祖籍安徽池州。
我对于这样的考证，一向很不以为然。事实是，梁红玉真正进入历史的文字记载，始于她嫁给韩世忠，此前，她的真实身份是京口（今镇江）妓。而对于韩梁的结识，很多人更是以小说家言进行臆测，并敷之成文。流行的说法是，为避江淮金兵骚扰，梁红玉随母亲流落京口，沦为军中艺人。一年元旦，梁红玉五更去军府贺年，忽见廊柱下伏卧一只白额猛虎，鼾声如雷，非常惊异。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部卒，名叫韩世忠。梁红玉非常惊慕，邀之家中，接谈融洽，经母同意，两人结为夫妇。
和小说以浪漫的想像为基本手法一样，几乎所有的考证都有BUG（漏洞）。这里就颇有几处值得怀疑，一是宋代虽然以文治国，流淌着浪漫的气息，但一个军妓主动荐身，似乎不太可能；二是文本叙述本身就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三是作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韩世忠的确是其中最没有文化的，草根出身当没什么疑问，但断不至于元夜卧地而眠。
其实，韩梁的姻缘无需考究，也不足为怪。在宋代，以妓为妾甚至为妻者，不在少数。同为中兴四将的张俊，就是至今以铁人形象跪在杭州岳王庙前的那厮，娶的妻子也是镇江名妓，而且才貌双绝，诗书画琴棋诗无一不精。即便贵为一国之尊，那个专业的书画家皇帝宋徽宗，不也经常去幽会名头更大的艺妓李师师吗？而且，因为贪欢耽误上朝，极具艺术气质的皇帝大人编造的借口却是甚为不雅——“痔疮发作”。不知是不是只属于他的职业病呢？
同为南宋的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一书记载：“韩蕲 王之夫人，京口娼也。”这样的记载应该是最可信的，元人脱脱修的《宋史》也对梁红玉的出身不着一字。我的理解是，他们都不是回避，韩世忠是得善终的，似乎没有回避的理由；即使要回避，也不是籍贯和出身。这些，本就是无伤历史大碍的极小细节，至于一些地方志上的记载，如果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主观意识在起作用，谁不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多竖几个名人像呢？
倒是淮安梁红玉祠前的对联，很有几份意味：也是红妆翠袖，然而青史丹心。明显还原了她的女儿之身，这是最重要的。我更愿意相信她只是一个纯粹的女人，而没有父兄皆武将、红玉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之类的俗套。
无论如何，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役中之一的黄天荡一战，梁红玉的形象要远远高于其夫韩世忠。而且，以胜利告终的战役后，把中兴四将中爵位最高、资历最深的韩爷弄得灰头土脸的不是别人，却是自己的妻子，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疑案。
因为此战功劳大过丈夫而想取而代之的推测，显然不能成为梁红玉弹劾丈夫的理由，韩世忠已经是位居枢密使（相当于宰相）的为数不多的最高军事长官之一了，即便梁取而代之，还能有多大的摸高空间呢？况且，南宋一朝，始终被一个巨大的阴霾所笼罩，那就是要迎回被掠去金国的宋徽宗和宋钦宗，这样的历史重任，是非靠军事力量不能解决的。梁红玉自思以她再宽厚也不能和男人相比的肩膀，能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吗？宋代的伦理道德主流，该是程朱理学，是最讲究君臣、夫妻之纲的，一个在青楼这样的大染缸里浸淫过的女子，再愚钝，也不至于要犯牝鸡司晨的拙劣错误。能够亲冒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