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日，星期日。
古城保定，河北省省会，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北省省会历经变迁：1949年7月，确定河北省会驻保定，1958年迁天津，1966年回迁保定，1968年正式迁驻石家庄。笼罩在一片愤激严峻的气氛之中。
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两个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性质最为严重的两名特大贪污腐化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
刘青山，曾任*天津地委书记。是新中国成立后被判处死刑的高官之一。1952年因贪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年2月10日在保定被依法枪决。
张子善，曾任天津地区专员。曾与刘青山一道贪污盗窃人民币达171亿6272万旧人民币，并进行倒卖国家材料的非法活动。1952年因贪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年2月10日在保定被依法枪决。接受人民的严正审判，被党和人民押上了断头台。
这在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亦是我们党反*的第一大案。
随着两声震彻长空的枪响，举世哗然。
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人！”某国通讯社的政客文人这样写道：在*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十六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更强烈的震颤还是人们的心灵——欢呼、自省、惊讶、恐惧、惋惜、忧虑……犹如万花筒摇闪出的图案，各种心态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自白。但是，主旋律却十分明确：“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大顺政权、太平天国，甚至和国民党政府一样贪污腐化，*崩溃，现在放心了。毛主席英明，共产党伟大，了不起！”
“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也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红小鬼出身，参加革命斗争均在二十年左右，无论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还是艰难的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英勇斗争，建立过功绩。但是入城后，蜕化变质，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几句口头禅是：“天下是老子打下的，享受一下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从1950年到1951年底，刘青山、张子善在不到二年时间里，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侵吞盗窃国家各种粮款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1万元合现今人民币1元）。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的物价换算，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匹，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中国共产党人毕竟不能跟李自成等类比，他们是由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组成，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他们生死以赴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们孜孜不倦致力于跳出中国封建历史悲剧性的轮回。他们彻底地砸烂了原有的封建社会结构，打碎了封建官僚机构，并用新的结构和新的国家管理制度来代替它。这就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
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与贪污受贿等*行为水火不相容的，我们的党可以宽待战犯但决不会姑息、迁就哪怕过去是功臣的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被押上断头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半个世纪以来，畿辅大地上爆出的两枪巨响，震彻了寰宇大地，穿透历史与现实的重重帷幕，至今仍回荡不息，振聋发聩。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共和国的童年时代用事实和行动，响亮地回答了黄炎培先生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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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与腐败（1）
权力，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数不胜数的人间悲喜剧，古代的皇帝、皇室，为争夺最高权力，不惜手足相残；现代的拜权狂，为了窃取最高权力，直弄得“折戟沉沙”。许多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政治力量和个人，运用权力为人民谋利益，推动经济社会的前进；一些代表腐朽没落势力的集团和个人，滥用权力，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许多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权力，无论是政治上的权力抑或是经济上的权力，在未受到控制时，是能动而又易变的，都是有正反两个方向发展可能的“双刃剑”。一方面，掌握权力的人，可以用它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为大多数人服务，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权力对掌权者有极大的腐蚀作用，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原来不可企及的一切，甚至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成为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破坏力。
1权力的私有化
权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社会关系中，是在一定强力的保障下，一方要求对方作出，并且必须作出某种行为的能力。任何权力在其产生之时，总是负责社会管理的，因此，它具有社会性，是属于公众的，应该为公众、为社会谋利益。但是，权力又不可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小部分人代表公众行使。这样，实际掌握、行使权力的人就从权力主体中分离出来。由此导致如下的结果：第一，由于社会地位及物质利益尤其是支配能力是与权力大小挂钩的，所以，在任何社会，人们几乎都有一种对权力的向往，都有对权力的强烈占有欲，直至极权。第二，由于权力的特殊作用，使得一些人屈从权力，对掌权者恭维或施以好处，期望从掌权者手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利益。第三，在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特别是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权力缺乏控制时，游离于公众的权力就有可能转化为权力行使者个人的权力，成为掌权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即权力的质变——权力的私有化。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都是皇权专制统治的历史，也是权力极端私有化的历史。为了强化专制皇权，古代氏族在图腾崇拜中形成的神秘主义集体表象可以人格化，并将之移植到对权力的认识上来，出现了君权神授、天命神权的信条。天人浑一的万物有灵论披上政治的外衣，融合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中，根深蒂固，借此巩固封建专制的政权结构。无可否认，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封建帝王和封建政治家，在他们开明政策的治理下，使中国一次又一次繁荣富强起来，出现了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太平盛世。但是，即便是这些明君圣主，也无一例外不是以专制*为前提的。况且，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是为形形色色的无能昏庸的帝王所把持，处于权力金字塔顶峰的不受任何制约的皇帝，本身就是最大的腐化分子。整个官僚机构贪污*现象绵延不断，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致使大大小小的*不断，广大劳动人民基本上是在动荡和被盘剥的痛苦中生活。
这一时期，无论是统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儒家，还是主张“以法治国”、“以法为本”《韩非子？有度》。（当然，与现在的“依法治国”、“以法为本”的含义不尽相同）的法家，其实都倡导帝王一人独揽大权，甚至认为“法自君出”、“君子者法之原也”。汉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科、比四种，其中令即渊源于皇帝因时颁发的“诏令”，以补律文之不足，甚至可以更改或代替成文法律。《永徽律？断狱律》“制敕断罪条”《疏议》说：“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皇帝的制敕可以超越法律之上，用“特旨”、“制敕”量情处分。推而广之，各级官吏亦可拥有“临时处断”的权力。法治与人治本应是对立的，但在中国的古代恰恰是以法律来肯定人治。 。 想看书来
（二）权力与腐败（2）
我国的传统中，存在着浓郁的“清官”思想，对“清官”或“清官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为官清廉，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是官员的基本目标和榜样，但与制度和法律比较起来，个人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不能像西方世界的宗教徒那样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我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都在祈祷明君圣主来统摄国家，希望上面来一个全智全能、至善至美、为民做主、兴利除弊的清官，希望他们给自己带来幸福和正义。仿佛人生和命运全都维系在掌握权力的个人身上。这正是在长期专制政治和专制思想统治下的后遗症。“清官”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直到“*”，人们几乎天天在唱国际歌，却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忙乱着造神的事业。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电视剧《新星》在某古城播出时，许许多多的人们仰望不已，淳朴的农民声言要集资给扮演清官李向南的主角颁奖。殊不知，渴望个别“清官”救世而舍弃依法治国的处境永远是可悲的。渴望个别“清官”的人，就是失去了对“官”——自己公仆的监督、选择权利的人，是不能依靠健全的法制保护自己利益的人，放弃“人民当家做主”，依赖某个清官“为民做主”。浓厚的“清官”思想强化了人身依附心态，丧失了个体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为专制的政权结构的稳固和各种贪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也为现代形成权力制约机制增加了困难。
2高度集权的失误
新中国成立后，循环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的政权结构被彻底砸烂，代之以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等，以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和渗透力，在新的时代粉墨登场。尽管从鸦片战争到“*”，中国社会生活的舞台发生过急剧而又令人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