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世家- 第13部分

　　

王室宗子　破落为奸（1）
南宋高宗统治时期，京城临安接连发生流氓分子侮辱妇女的事件，影响恶劣。当时任临安知府的是宋朝宗室、秦王赵德芳的后代赵子肃，早在当刑曹椽、推官这类小官职时，就以破案断狱出名。自从高宗钦命他治理首都，更以弹压自负。及闻流氓侮戏妇女，连许多贵戚官员家眷也遭侵犯，愤懑无比，立责警方限期破案。因为受害女子中极少有主动报案的，所以缺少侦破线索。后来警方想了个主意，从发卖罪犯眷属的牙侩处借来几个准备卖作婢女的女子，让她们扮作良家妇人出游，引蛇出洞，又使巡捕悄悄随其身后监视，最终当场抓获几个无赖。然后顺藤摸瓜，扩大拘拿范围，竟挖出一个专以调戏妇女为乐事的团伙来，为首者绰号“拦街虎”。
　　听听“拦街虎”这名头，其人嘴脸不难勾画。但令赵子肃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流氓帮伙的首恶，居然也是皇家“宗子”。虽说支庶别传，如今已是庶民身份，但凭着这一脉“赵官家”的血统，谅官府也得承让几分吧？没想到赵子偏不买这个账，录下口供后，霎时黑下脸来，喝令皂班将其拖翻重打。未满三刻，这条横行市井的没毛大虫，便被活活打死在临安府大堂上，一时舆论大快。
　　赵子肃为民除恶，赢得了“刚决”之誉。但是南宋一代，像“拦街虎”这样披着“宗子”虎纹斑皮的流氓凶徒，却是愈冒愈多。略举几个弄出名气的：宋理宗时，饶州有个不知是“赵官家”第几代玄孙的赵若陋，官方文件称其“专置讹局，把持饶州一州公事，与胥吏为党伍，以恶少为爪牙，以至开柜坊（柜坊，宋代对专营赌博的场所的通称），霸娼妓，骗胁欺诈，无所不有，罪如山积”。同一时期的信州，也有个“宗子”赵时，“聚集凶徒，百十为群”，俨然是一流氓团伙头子，不仅劫夺公产，甚至连受到官府重点保护的地方文物，照样被他指挥徒党通通砸坏，以至激起社会公愤。不过这同地属两浙东路的处州相比，又属于小巫见大巫了。那个地方一下子冒出了三男一女四大流氓，有赵假熹、赵汝佛自称“宗子”，赵汝安自称“宗女”，其丈夫叶庚自称“郡马”。四凶同恶相济，凡“开置柜坊，宰杀耕牛，奸夺妻女，骗诈店户，流荡淫秽”，堪称五毒齐全。有些地方官员忍无可忍，不得不搬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道理，恨声连连地发出责问：“身为宗子，独非王臣乎？”
　　其实再把眼界放宽些，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在步入其统治的中期和后期时，都有为数可观的“宗子”纷纷堕落为市井无赖，成为古代流氓群体的来源之一。囿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倒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值得略加分析。
　　首先，封建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只能保证与权势财富相联系的爵位封号，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单线承袭，其中还得把因种种罪名夺爵或降等的处分计算进去。因此，任何皇室的统治时间一长，总会有大批成员的实际身份已降为流布民间的庶人。比如西汉远支皇族、被赤眉军举为皇帝的刘盆子是个放牛娃，东汉远支皇族、被汉献帝尊为“皇叔”的刘备是个编草鞋的。这种社会地位的深幅跌落，应该说已经为一部分人窜入流氓群体洞开了门户。
　　

王室宗子　破落为奸（2）
其次，随着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经济状况也同步恶化。大部分人姻亲等关系愈益疏淡，已无指望从皇室财政补贴中分一杯羹。在难以为生却又不改游手好闲恶习的矛盾中，很容易挤兑出自甘堕落的主观意向。比如清朝后期，北京城里号称“黄杆子”的无赖团伙，全是疏宗别支的“天潢贵胄”。宁可像乞丐般处世做人，却没有一个肯去老老实实干活糊口的。
　　最后，多数封建政权前后相袭的发给“宗子”降生凭据以证明“血统”的制度，客观上为他们作恶民间提供了一张虎皮。从历史上看，不少堕落为流氓的“宗子”，并不一定存在生活上发生困难的窘迫。如元明时期流氓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经营赌场、走私、包占关闸这类公然与国家法令相抗的勾当时，多拉拢宗室成员入伙，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帝王苗裔”的名义，迫使官府承让几分。那些为贪图不义之财而乐于为其利用的“宗子”们，则在这种沆瀣一气中逐渐完成了自身从“皇族”到流氓的演变。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贵为“皇族”的宗子也会向着流氓身份转换的缘故，就如同官宦家最能制造恶少、富绅家最易产生不肖子弟、破落户的道理一样简单。杜甫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的确是历史规律的总结。当然，再走到为痞子为光棍这一步，说起来未免让人齿冷，但这却是我们在考察古代流氓百态时应予留意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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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廉耻　丧伦常
元朝延年间，岳州路平江州出过桩冤狱，州民李氏兄弟三人，家业殷实。老三病死，没有子嗣留下，大哥二哥为吞没他那一份财产，合谋将寡弟媳撵走。所用伎俩，是暗唆族人与当地无赖勾结后，出告寡妇与人通奸，玷污李氏门风，要求官府作出将淫妇赶出门墙的判决。
　　俗话道：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官府断奸情案，自然也不脱此例。令那位受诬寡妇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族人诉其通奸的状子上不止是“双”，还开列了好几个“淫夫”姓名，及谁为牵头，谁是见证，色色俱全。州官传唤状上人物，应有尽有，特别是那几个“淫夫”，竟能在大堂上，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与李家孀妇“通奸”的具体情节，令人不忍耳闻，只能赶快叫他们具供画押完事。
　　案子审到这种地步，州官确认通奸无疑，正当要作出判决时，刚登进士第而被派作平江州同知的汪泽民上任来了。他见寡妇呼冤不止，忙劝州官谨慎。接着，自己深入坊间，调查了一番。原来这些“淫夫”、“马泊六”和“证人”，都是地痞无赖，只因受了李大李二的贿买，便昧起良心参与诬陷寡妇。于是案子被推倒重审，冤狱终得真相大白。
　　或问：那几个诬告和作伪证的无赖，既得实惠，又充维持风化的“正人君子”，其行为尚可理解。但是那几个自承为“淫夫”的混蛋，就为贪图点臭钱，竟不惜在丑化别人的同时，也作践自己，似乎太乖张悖理了吧？
　　然而，流氓之所以为流氓，厚颜无耻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特征。甭说是糟蹋与己无关的寡妇名节，当真是自己妻子的名节，也可为个“利”字，肆意践踏。《明史·列女传》上，就有两个实例：松江许氏，嫁给一个成天饮酒赌博、不治生产的无赖做妻子。无赖的同伙们对他说：“你老婆既年轻又漂亮，何不让她陪我们大伙取乐，我们凑份子供你喝酒。”这家伙一口答应，回来便对妻子说了。妻子不从，竟遭他数番毒打，最后这无赖居然大开门户，把一群恶徒迎到屋里。许氏终因羞愤交集，逃往邻居家自尽。另有上元县的王氏，婚姻命运和许氏一样，丈夫是个嗜酒废业的闲汉，全靠妻子织麻为生。其赌友李某看上了王氏的姿色，以利相诱，他居然称妙，趁着酒劲同老婆商量。王氏大愤，跑回娘家，他追去逼妻回家，当晚就把李某领进屋里，要老婆陪李同欢。王氏不从，丈夫就揪住她痛打。老婆跑出门去，在河边痛哭一场后便投了水。这都是老婆要头脸讲廉耻的，所以上了《列女传》。倘是夫妻同样无耻，那就叫“扎火囤”了。如《二刻拍案惊奇》所谓：“记得有个京师人靠着老婆吃饭的，其妻涂脂抹粉，惯卖风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约会其夫，只撞着，要杀，要剐，直等出财买命，餍足方休。”
　　寡廉鲜耻的极点，是伦常观念的丧尽。《水浒传》里，甚至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李逵也知道要孝敬老娘，而流氓与绿林草莽在习性特征上的分野，又于此关节点上得到显示。明人李东阳写过一篇“纪实文学”，略谓当时南京有一对浪荡子兄弟，不理家业而纵性挥霍，把亡父遗下来的一点薄产耗完后，竟相谋把居孀的母亲嫁给富商。他们骗富商道，家有姐姐守寡，不肯再嫁，是我们硬劝她归适于您的。我们送她上您的船后就登岸，您得马上解缆，把船开走。反过来，兄弟俩又骗母亲，谓某富商可怜我们，愿周济一笔钱，母亲应当去向人家当面道谢。寡母起初不肯，经不起两个荡子恳求再三，遂被他们哄上了富商的船。富商见“姐姐”送上船来，十分满意，即付给这对无赖一笔“彩礼”。两人拿了钱，一跃上岸，富商也马上解缆行舟，这就算把亲娘给卖了。生我者可如此糟蹋，我生者也可如此对待。北宋末有个孔彦舟，从小无赖混到大流氓，后以投靠金国，引金伐宋，当上金朝的官，而流氓习性不变。他的小妾生了个女儿，姿容美丽，他便硬逼小妾承认此女非己所出，然后竟霸占亲生女儿为小老婆。似此禽兽不如的行径，正见其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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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残忍　泯天良（1）
中国古代流氓群体的生成和补充渠道，除一部分依仗权势门荫的官宦富绅子弟外，主要来自流亡到城市的破产农民，破产的工商业主和手工业者，迁徙和遇赦的豪强子弟、犯官家属、刑徒罪犯以及破落的官绅地主子弟等，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甚至是激烈变化的过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也是封建制度、封建政权的被压迫者。这种亲身感受，常使他们对现社会制度和秩序持敌对态度，乃至仇视情绪，造成残忍阴毒、恣欲自快的特性，展示之时，每让人感到不可以情理测度。
　　苏鄂在《杜阳杂编》中所述的一段史实，就富有典型意义。略谓唐朝代宗笃信佛教，于大历十四年（779）四月初八即“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