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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隐语·说脏话（2）
流氓对民间语言习俗的污染，还突出表现在说脏话上。脏话的来源自然是多元性的，流氓群体的创制仅为其一，但在使用和散布方面，则堪称主体。在《金瓶梅》、“三言”、“二拍”这类描摹市井情态的小说中，诸如“鸟”、“”、“”、“捣”、“窝”、“捧卵孵”、“捣吊底子儿”、“###”等言词丑语，屡见不鲜，且大多挂在包括女无赖在内的各色流氓分子的嘴上，的确是生活真实的反映。再如《红楼梦》里的那位薛蟠，一开口即秽语喷泄，连冒充风雅行酒令时，亦以“一根###往里戳”绝倒满座，也说明曹雪芹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最适合这等人物的身份——即便是有百万之富的豪门子弟，一旦堕入斗鸡走狗、为非作歹的恶少档次，其语言习惯便会等而下之。
淫词·俚曲·村台戏（1）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阳春，皇帝朱元璋口授天宪：“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等圣旨传达到基层部队时，已有府军卫千户虞让和他的儿子虞端抢先“享受”了这种别致的刑罚，且作为样板写进于圣旨中：“因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
好厉害的皇帝老倌！“吹箫唱曲”犯了什么罪，竟将人上唇连鼻尖割了？查查《明史·乐志》，可知这位淮西小和尚出身的大皇帝，虽然没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却也并非是“乐盲”。正史上明确写着，“明兴，太祖锐志雅乐”，开国之初，便亲自主持谱定了《中和之曲》、《肃和之曲》、《凝和之曲》、《寿和之曲》等一大批作品。或者是他只爱听“严肃音乐”？也不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淫哇不逞。”看来他并不一概排斥“通俗歌曲”。
那么，虞端父子缘何因“唱曲”罹此惨祸呢？毛病出在其所唱之“曲”，是一种为封建正统文艺视如洪水猛兽的“淫词俚曲”，亦称“时调”或者“小曲”。这种民间歌曲样式，实际上历代均有，而其始创者，又多是市井无赖或所谓“轻薄子”一类。如北宋时官拜宰相的李邦彦，即因爱采撷这种时调小曲的养分填词谱乐，被世人呼为“浪子”，亦反证出这一类作品的最初“专利权”所在。
宋元话本和明拟话本中，有关市井无赖轻薄子弟创制和传唱时调的记述，不胜枚举。《水浒传》里淫僧海黎雇用胡头陀作帮手与潘巧云通奸，被石秀将两人三四刀砍死后。“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调儿，道是：叵耐秃囚无状，做事直恁狂荡，暗约娇娥，要为夫妇，永同鸳帐。怎禁贯恶满盈，玷辱诸多和尚，血泊内横尸里巷。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似这种叫做“嘲谑”，但内容已近鄙俗。更有直接侮辱人且遣词下流的，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王美此时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编出一只《桂枝儿》来：王美儿，似木瓜，空好看，十五岁，还不曾与人汤一汤。有名无实成何干，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还有个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这些时痒！”明朝的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曾特意搜集这类《桂枝儿》，辑成专集，大多这等内容。再举一首：“俏冤家，想杀我，今日方来到。喜孜孜，连衣儿搂抱着。你浑身上下都推俏，搂一搂愁都散，抱一抱闷都消。便不得共枕同床也，我跟前站站儿也是好。”这就难怪“正统”舆论斥为“淫词”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要将学唱的军人割了舌头了——军人不唱辞气铿锵的战歌而哼曲调柔糜内容淫荡的“黄色小调”，岂不要弄到士气瓦解卒无斗志的地步？
然则即便禁令酷断如此，效果亦不脱抽刀断水的老辙。历史上用政法手段禁断“淫词俚曲”者，远不止朱元璋一人，但是都未成功过。仍以明代的情况为例，据范濂的《云间据目抄》称，其故乡松江是“里中恶少燕间，必群唱《银绞丝》、《干荷叶》、《打枣竿》”，约知这个群体直到晚明还以这些词调作为“保留节目”。另一方面，由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介绍可知，还在嘉靖、隆庆以后，此类被卫道士斥作“诲淫导欲”的歌曲，又已冲破市井无赖的界域，“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几乎达到风靡一时的境地，以至沈德符要引为“骇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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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词·俚曲·村台戏（2）
综合历史资料来看，所谓“淫词”、“俚曲”，不仅多由恶少荡子辈创制和传唱，而且它们向全社会的扩散，也多与此辈的活动有关。
一般来讲，时调小曲得以广泛传播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通过酒店茶肆妓院等场所的演唱，像明刊《博平县志》称，当时茶馆酒楼里的助兴歌曲，大多“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勿振”，即为一证。而唱曲者大多是帮闲型流氓以及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妓女，如后唐时发迹的苻存审，在陈州当小流氓时，就专在酒楼妓院间唱小曲替顾客“孤老”助兴。《金瓶梅》里，也有不少帮闲如应伯爵之流在妓院里唱小曲的描述，足以想见那些妓女同他们在这方面的“师友”关系。历代轻薄文人的浮艳靡荡之作，每从这些场所汲取素材甚或照搬，更说明流氓文化的影响所及，还不止于民间。
时调小曲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是曲艺演唱。在城市，以勾栏瓦子等固定的表演场合作载体，在乡村则取“社戏”、“庙戏”、“草台戏”等形式。前者主要表现为淫词俚曲对勾栏瓦子的影响，或称双向性的交流。此前举过《水浒传》里蓟州群少编唱小调嘲谑和尚通奸的例子。照该书称，“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教唱道……”“书会”，就是说唱艺人的协会性组织，这便是瓦舍曲艺在时调启动下丰富自身的生动例证。至于“社戏”、“庙戏”、“草台戏”之类，因为历来迎神赛会等活动多被地痞流氓所控制或由其主持，当然更加是淫词俚曲迅速而广泛地向民众扩散的主要途径。熟悉一点戏曲发展史的读者都知道，众多地方戏曲都经过“讲唱”即曲艺阶段的孕育而形成雏型，这种能够为村夫俗子所理解和接受的“讲唱”，包括其曲调声腔，自然不会是已登大雅的《满江红》《雨霖铃》之类，可以说基本上是时调小曲的搬用与协调，艺人的改造又在下一步。依然是读者所熟悉的《水浒传》，又提供了一个流氓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事例：
据该书第一百零四回介绍：“乃是定山堡内段家庄段氏兄弟向本州接得个粉头，搭戏台，说唱诸般品调，赚得人山人海价看。”段氏兄弟是什么货色？“那段二、段五，最刁泼的，那妹子段三娘，更是渗濑，人起他个绰号儿，唤他做‘大虫窝’。良家子弟，不知被他诱扎了多少。他恃了膂力，和段二、段五专一在外寻趁厮闹，赚那恶心钱儿。邻近村坊，那一处不怕他的？”那么这伙流氓掏钱搭台接粉头来说唱的目的，可是热心于地方文艺事业？当然不是，“他每接这粉头，专为勾引人来赌博。那一张桌子，不是他圈套里？”这个实情，小说里也有描写，“那戏台却在堡东麦地上。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这就可以看明白了，地痞流氓接粉头给民众说唱的本意，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着力点在诱赌赚钱上，但这种行为，客观上导致了“说唱诸般品调”影响的扩张。再如清季秦荣光所撰竹枝词云“花鼓淫词蛊少孀，村台淫戏诱乡郎。安排种种迷魂阵，坏尽人心决大防”，亦说明这种伎俩由宋元一直玩弄到近世，且清晰地突出了淫词淫戏自身的传播对社会风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