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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词讼本是地方行政长官的事，因南城县令暂缺，所以戴得依有关规定兼理诉讼。赵师景揣摩到上司想借此案立功炫耀的意图，便不顾宁六再三喊冤和原被告所居地区街坊们的证词，硬给宁六定了持刀强奸蓄意杀人的罪名，屈打成招。此案上奏后，宋孝宗诏令处死宁六，并旌表游氏为“节妇”，赐钱十万，还要地方官府常去慰问关心她的生活。
一个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捧到九重云天。戴因审案有功，被连升两级任提刑使。然而住在城南的居民，都将此当作笑话传讲。原来这位“节妇”，素以“悍戾淫佚”知名于这一带。因为常勾引邻家少年与之苟合，被宁六骂过多次，怀恨在心。这一次，她偷了宁六的一只鸡，欲煮了吃。宁六得知，跑进她屋里搜回。她灵机一动，便用刀自伤，再上县里诬告。负责初审的狱吏因是地方上的人，知道这个女人在陷害宁六，但他想借此敲宁六一万钱竹杠。宁六自以为理直，不肯花钱消灾，结果狱吏便昧着良心不驳回游氏，将案卷转呈驻军长官决审。戴既无审案经验，又想出风头，加上赵师景迎合长官意志，这个“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实例就算铸定了。
时隔未几，游“节妇”与和尚通奸，被人当场捉住，送到县署吃了官杖。戴在提刑使任上，也因屡屡失误，被劾罢官。唯有那块御赐牌坊，照旧矗立在南城，用无声的语言向人诉说着一个女性无赖戏耍了皇上的故事。
作为古代流氓中一个以性别特征相凸显的类型，女无赖人数比例自然不会太高，但作恶方式倒是挺齐全的，并可借性别特点为遮盖，值得一叙。
女偷儿，多为青年女性。惯常手法是扮成丫环，混进人家办喜事的场所。男方当是女方陪嫁，女方当是男方使女，趁机窃取首饰等贵重物品，藏掖在私处夹带而出。
女泼皮，或曰泼脚子货、雌老虎等，以凶悍为非。如《折狱新语》里记载，明末时宁波有个“饶有凶豺之威”的姚大姐，动辄毒拳加人。借同里罗五妻包氏的首饰不还，包氏向她讨一回就被打一回，竟致受害人坠胎亡命。
女讼棍。如《夷坚志》称，宋时，赵元卿在东州当县令，“有妇人亡赖健讼，为一邑之患，称曰‘拦街虎’，视笞挞如爬搔”，比男人还经打。官府治她不得，小民哪能不服？
女无赖，或曰撮合山、牵头、马泊六等，专受人贿赂，做拉皮条勾当。如《水浒传》里的王婆，名义上开茶坊。店门冷落似“鬼打更”。其实全靠“杂趁”为生。用她自己的话讲，“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马泊六是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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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无赖——泼妇（2）
女帮闲，专作富户豪门走狗者。越剧《碧玉簪》中那个受指使，把碧玉簪放在李秀英绣阁内的沈卖婆就是这流货色的艺术形象。《云间杂识》里提供过一个生活在明代万历年间的生活原型，叫吴卖婆，松江人，“能坏人名节，破人家产，真一郡之蠹”。
女棍骗，即局骗型流氓中的女性分子，通常是连档作案，也有单干的。如清代康熙三十年（1691），山东甚至发生过女棍为诈财害死人命的大案：一个少妇雇驴去兖州“探亲”，途中与赶驴的驴夫搭讪，得知驴夫还未成家，便对他说，自己新寡，看他人老实，愿托终身，驴夫大喜，当晚便在客店中做了夫妻。来日到兖州后，少妇对驴夫说：“我娘家很有钱，你穿这身衣服去拜见岳父岳母不合适。”遂拿出银子来，让他去绸缎店买衣料。驴夫买回衣料后，少妇偷偷在料子上烫了几个小洞，然后数落他：“这破料哪能做衣服？你先吃饭，吃完后，我同你一起去调换。”驴夫当然不会想到“妻子”已在饭莱里下了毒药。
食饭后，少妇偕“丈夫”一起去绸缎店换布料。店里自然不肯认账，于是发生争执，争吵间，驴夫因所服毒药发作，猝死店中。少妇立即又哭又闹，说绸缎店杀她丈夫，要去告官。店主大惊，幸喜此事没外人得知，忙哀求少妇“私了”，终以500两银子成交。少妇遂骑驴携资而去。这场骗局中，受骗在先的驴夫竟成了女棍骗讹诈绸缎店的牺牲品。
此外，古时候还经常发生淫荡女人为取悦姘夫或包瞒奸情而硬拽媳妇、妯娌、姑嫂等眷属下水的秽闻，成为强奸案中的女帮凶。如明代正统年间，吴县商人吴奎的母亲素有淫行。吴因长年在外做生意，并不知情，待娶回妻子王妙风后，乃成婆婆通奸障碍。该女人竟伙同姘头逼奸媳妇，终至王妙风羞愤自绝。
战国：从“鸡鸣狗盗”说起（1）
“鸡鸣狗盗”这句成语的典故，当为众多读者所熟悉。故事发生在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齐国贵族孟尝君奉命出使秦国，被秦昭王软禁，随其出使的门客中有人探听到秦昭王想杀害他的传闻。孟尝君惊恐不已，忙派人去向秦昭王的一个爱姬求情，希望她说服昭王把自己释放回国。那女人说：“如果孟尝君把他那件白狐皮裘送给我，我就帮他办成这件事。”
孟尝君确实有过一件珍贵的白狐皮裘，但已经将它当礼物送给秦昭王了，仓促间从哪儿再弄第二件呢？一个随他使秦的门客说：“我能像狗一样盗窃人家房间里的物品。”当天夜里，此人钻进秦王宫殿，于神不知鬼不觉间，把那件狐裘偷了出来，旋由孟尝君再献给秦昭王的爱姬。那女人大喜，立即说服秦昭王把孟尝君一行放了。
有如鱼儿破网鸟儿出笼的孟尝君，赶紧拿着秦国政府发给他的通行证，带上随从一路向秦国与齐国的边境急驰。有人问他慌什么？他说：恐怕秦王会反悔。
不出孟尝君所料，他们离开秦都半天后，秦昭王就后悔了，马上派出军队追赶孟尝君一行。孟尝君抵达秦国边隘函谷关时，正值半夜时分。按秦国关法，每天启关通行的时间是早晨，而早晨的标志则是公鸡打鸣。孟尝君急于过关，可是公鸡怎么会在半夜里打鸣呢？真是急煞人。正惶恐中，又有一个随从说，我会学鸡打鸣。说罢，便当真像只公鸡似地啼叫起来。这一叫，把函谷关上的公鸡全唤醒了，也一起引颈啼叫起来。守关吏卒只当已是早晨，便开关放行。孟尝君一行遂得顺利出关。等秦昭王派出的追兵驰抵函谷关时，他们早已出了秦国边境了。
孟尝君豢养有“鸡鸣狗盗”之徒的轶闻后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可是北宋的王安石却以嘲笑的口吻说：“孟尝君真算得上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呀！”（《读孟尝君传》）
此话怎样理解？或许就得从一部中国古代流氓史的发展源流上着眼了。盖古代流氓的先驱，即所谓“罢民”（罢，读作疲，解为“不愍劳作”而“乏于德义”。）、“游惰”之类，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出现了。为此，西周政府曾专门建立一种用土墙围筑成的称为“圜土”的强制性劳作场所，用来“收教罢民”，目的是使“其能改过”。但是，漫长的西周岁月，还只能算是古代流氓的发生时期。这类人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群体，并且得以迅速发展，则是在东周时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公元前770年周都从镐京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中国经历了500余年的史称“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云激荡，传承了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开始在一次接一次的深刻变革中趋向瓦解。社会大变革的潮流席卷和搅动了社会各阶层。大批奴隶在挣脱了人身依附的锁链后，成为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农夫、工匠和商贩；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无数古老氏族的后裔沦为庶人，由因袭长久的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变而为要面对着谋生的艰难。这两类动向，都在为早期流氓群体的凝聚、构成和扩张不断地输送人源，反映在社会观察家的评估中，就是战国大儒荀况的一声惊呼：“无国而不有罢士！”（《荀子·王霸》）换成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流氓到处都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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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从“鸡鸣狗盗”说起（2）
——偷窃现象日益严重。子产相郑，孔丘相鲁，都把打击小偷作为体现政绩的重要标准。韩非引用过的一个故事，曾多次在史籍里出现：“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暮而果大亡其财。”甚而有人为儿子取名“窃”，让庄周对如此世风日下大为感叹。
——赌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专业性的赌头和博徒公然活跃于市上。魏国因聚赌发生流氓斗殴，由此促成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明惩“博戏”的法令。
——斗殴乃至打群架的风气到处蔓延，各种诡诈局骗的行为相继出现。赵国中山地区频繁发生“淫乱余民”用女色“弹弦，游媚富贵”的“美人局”。再从《庄子·徐无鬼》里记载的子綦的儿子名叫的在燕齐间的勾当来揣测，拐卖人口的罪恶，似乎也已经流行了起来。
综览整个东周时期流氓群体的发展动向，最富有时代特征的，大概要数列国权贵对他们的招徕、收容和利用。特别是到了春秋之末和战国时代，这一特征的表现益加鲜明。北宋苏轼在《游士失职之祸》一文中描述道：“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便是这一史实的概括。这些“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基本上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流氓，以及同流氓有密切联系的所谓游侠。而在率先为“鸡鸣狗盗”扬名的孟尝君门下，流氓更占有大半。《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