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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红灯区”里的众生相
以五代结束、宋朝开国为起点，中国古代流氓群体进入了转型期，色情行业的空前兴盛和赖此为生的流氓种类及其行为，有了急速的增长。
据《东京梦华录》称，北宋时京师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打个大折扣，算它为3000家之数吧。则可以推定，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业的篾片帮闲起码不下数万之众。
以陪宴写帖、房中做手、楼下相帮、王八龟儿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里勾当者，彻头彻尾地同卖淫生意捆在一起，并依“营业额”大小和老鸨、妓女分享物质利益。他们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诨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凭下棋打牌、做局“抬轿”的伎俩，在房内博局上伴赌；还有的仅仗弄腿使拳的狠劲、传言送语的口劲或撒泼行赖的刁劲，分别担任了“维持秩序”、兜揽生意、索讨欠账等差使。据耐得翁《都城纪胜》等资料介绍，这些人的来历，多为失业游民、破落户子弟。还有—些，原先也是嫖客，嫖光本钱后靠老鸭或红妓的面子，“留院勾当”。《夷坚志》里介绍过一个如此履历的人，名叫傅九。性喜狎游，在花街柳巷中淘空了家业，然后堕落到“为娼家营办生业”，最后的一手是拐上一个院中姐儿，欲“窃负而逃”，来个人财两得翻本。但妓院里满坑满谷的“做手”、“相帮”，也不是吃干饭的，结果落得个被迫自缢的悲惨下场。
在笑贫不笑娼的病态社会生活环境里，这些完全以妓院勾当为“业”的流氓，就算是端上了相对稳定的饭碗，还有许多不属于“勾栏所有制”的篾片，靠在市井间引诱富家子弟、外来客商等来院嫖妓与娼门拆账。宋人沈所著《谐史》里，就有一则事例：有个叫戴伯简的年轻人，因父亲猝亡，家承巨产，便有一帮光棍贴紧来，专引导他去妓院里作狎邪荡游。戴家老仆杨忠在屡劝小公子无效的情况下，只好一手拿刀，一手拿钱，同这班流氓谈判，逼他们答应今后不再来当“导游”。条件是一次性付一笔钱给对方，用作他们从此少一个“顾客”的补偿。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就是无论官私筵会、富户宴乐，都要弄一些粉头歌伎来陪伴。要想随时请到“走红”的角色，最简捷的方式，莫过于和这种与色情业有广泛联系的人搭上。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北宋时有个专门帮国子监学生招妓赴宴拉皮条的篾片团伙，共十多个人，常驻堂堂学府内以“专充告报”，为首者叫卜庆，绰号“野猫儿”。观其“业务”，倒是名副其实。
专在出卖色相场所寻机会向嫖客打秋风行讹诈，也是一种勾当。吴曾《能改斋漫录》里就有一则：石曼卿任集贤校理时，偷偷溜到娼馆去买春，违犯了国家对官吏治游有级别和范围限制的规定，结果被这类混迹妓院的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杠，引起争吵，“为街司所录”，还吃了杖责。所以不少既想偷欢又不想落到狼狈结局的嫖客，每每在挥霍缠头之外，还要向这些人“孝敬”一些。
病态的社会风气也造成两宋时男娼现象的空前严重。印证史料，可知这种男娼已非汉晋时专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娈童”一类，而是大多由“无赖”充任，直接游荡于社会并成为民间卖淫业的一大品种。如陶谷《清异录》称，目下京师出卖色相的户头将近一万家，乃至男娼自卖肉体，进退怡然。此类特殊的风月作坊，俗称“蜂窠”。朱《萍州可谈》则披露，这类场所的开设还不止京师一处，“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但女娼既不能禁，又何能禁男娼？据《癸辛杂识》称，这股秽风到南宋时更盛，临安新门外一带是著名的男娼区。这种“吃软饭”的无赖，也结成一个个团伙，“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尤其让人恶心的是，这些男娼也个个涂脂抹粉，插戴首饰，各取女性化的名字为代号，举止体态，般般比拟妇人。周密为之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尤抱怨政府立法不严，未能像政和时明拟法令禁止。其实“红灯区”里的众生相，本来就光怪陆离，“蜂窠”、“行头”之类的出现，不过是再抹上一道重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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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神棍”无赖泛滥
一部跌宕起伏的古代中国流氓史发展到明、清社会，进入了它的泛化期。所谓泛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流氓群体的各种类型都表现出空前的发展，汇聚成从消极意义上对纲常名教与社会秩序作破坏性冲击的恶势力；二是流氓意识和流氓行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群体扩散滋长，甚至连貌似神圣俨然的宗教亦被玷污。比如明代“神棍”的泛滥，就是这多棱镜中的一个折射。
所谓“神棍”，就是借拜佛祀神、崇仰超自然法力唬骗害人的无赖恶棍。此辈劣迹，诸若借符神水治病、法力除妖炼丹等讹骗财物，曾散见于历朝。而有明一代，尤其以借传教为名诱奸妇女为突出现象。如田艺蘅《留青日札》里，便载有一则明穆宗时，淫徒假扮师姑，在浙江余姚一带奸宿妇女的事例。不过这些还算是“小巫”，更严重的是，“神棍”以结会传道形式，同地棍无赖互相勾结，做成轮奸杂交的“大巫”。以下试举妖僧妖道各一例，略窥一斑。
一例发生在明朝景泰年间。江苏尹山有个“许道师”，以精通房中术同一帮淫棍结交，遂组成“传道”班底，游惑乡镇。办法是每到一处，“许道师”幽居密室中，故作神秘，帮伙们到处宣传“道师”法力，鼓动境内男女前去受道。他们对妇女的“传道”方法很特别，先用自制的药水“洗眼”，使之产生幻视后，再令脱光衣服，坐在一个大竹篮内，遂趁机奸污。被污女子羞对人言，故不会暴露。也有无耻妇人，反过来视“传道”为乐事的。有个叫沈三娘的，同这伙流氓打得火热，且利用女性身份，诱骗了不少乡村妇女供他们玩弄。污秽情状，不堪付诸笔墨。当时有个姓翁的武官，正在“许道师”传道地区任都指挥使，闻说后即暗行侦察，得获真相，旋在正赴江苏放赈的都御史王文的支持下，发兵将这一窝淫徒“神棍”一举擒拿，用槛车押送京师，连那个沈三娘在内，一并处以死刑。
一例发生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个妖僧“王法师”，从山东流窜到浙江，和鄞县人曹元、慈溪人钱德等串通，在慈溪建立所谓“无念社会”，由曹元等共同推戴“王法师”为“一佛出世”，广为宣传。于是设坛聚会，号称“玄堂”。“玄堂”有三间，三间上又有阁楼，不少被宣传蛊惑来参加“无念社会”的年轻妇女，都被骗上阁楼“受戒”，遂遭奸污。稍后，“无念社会”的影响渐广，“王法师”一伙的色胆益大，至公然裹胁受骗妇女暮聚晓散，每夜到“玄堂”供彼玩弄。“王法师”犹嫌不足，又去定海、鄞县等地设立“无念社会”的分支达十数坛，所到之处，率引地方无赖土痞为同党，一样是以奸骗妇女和钱财为目的。“玄堂”秘闻，首先从慈溪泄露，“王法师”闻风逃遁。而曹元、钱德等人被县署传讯后，尚敢一口咬定纯系拜佛，并越级上诉至宁波府喊“冤”。府署向那些去过“玄堂”的妇女调查时，一个个都咬牙低头，含羞带恨，不忍说出口来。与此同时，定海等地的“玄堂”案相继侦破。事证俱在，这伙假借神佛名义奸淫妇女的流氓，才受到发配边远地区服刑的惩处，但首恶“王法师”竟逃之夭夭。
从严识别，“神棍”与窃据寺观的花和尚妖道士类还有所区别，在正统宗教看来，这些都属于野坛左道，官府则称作“邪教”。“邪教”多采取秘密社会的形态，因此往往被谋举造反者用作聚合势力的渠道，到清代乾嘉前后，更与民间会党团体并列为近世中国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明代中叶起，“神棍”利用“邪教”作恶的现象趋向普遍，则可视为近代流氓大批向教门会党渗透的先声。等到这类秘密社会完全被流氓所控制而堕落为流氓集团或黑社会势力后，流氓群体也完成了古代型到近现代型的转变。
强盗碰上贼爷爷（1）
清朝中期，北京有个剪绺贼住“贯城李镖局”隔壁。此人以两枚磨利半侧的铜钱为作案工具，平时将钱骈夹在两指间，垂手游逛闹市，割人衣囊探取钱物，就像摸自家口袋一般便当。某日，有人请镖局护送一批货去南方，适逢局里的镖师全出差了，剪绺贼便自告奋勇替走一回。临行前，掌柜叮嘱说：“你虽无武艺，但劫盗见我贯城李的镖旗，谅亦不敢劫镖。不过，他们倘托词交友，请你喝酒，你万万不可答应！”
未出掌柜所料，等候在南下道中的劫匪看见贯城李镖旗后，没敢轻举妄动。但看见护镖师是个生面孔，又觉疑惑，遂以结交为借口，邀他同饮，想试出对方武艺深浅来再作计较。剪绺贼忘了掌柜的警告，当真随他们喝酒去了。
酒至半酣，强盗们亮出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真意，道是您既然替李家走镖，一定身怀绝技，请露两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剪绺贼这才看出他们不怀好意，便以敬酒为名，起身巡行一圈。待其回座再饮数杯后，强盗们又请他“献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