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干警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公安部机关的运动愈加广泛深入，很快就检举揭发出一个大贪污分子——宋德贵。
宋德贵，游民出身，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1935年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队伍里。他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当时为副厅级）。可以说，宋德贵是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了，然而进城后他却耽于腐化享受，犯下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9亿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贵的腐化堕落是从结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开始的，也可以说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赵溪桥是通过行政处生产科的萧顺和与宋德贵认识的，相识不久，赵溪桥就发现宋德贵“花钱大方，喜好奉承”，于是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展开进攻。赵溪桥曾私下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把宋处长服侍好了，这一辈子享乐就不成问题了。”宋德贵喜好喝酒，赵溪桥就每天请他下馆子。为了博得宋德贵的欢心，除了请吃请喝，赵溪桥还经常给他送钱送礼。单请宋德贵吃饭一项，赵溪桥就花了亿元，行贿达亿元以上。宋德贵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几乎每天都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宋德贵从此昏头转向，花钱做事与赵溪桥不分你我。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4）
1951年4～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贵负责到东北购运木材。宋德贵利用这个机会，伙同行政处副处长刘玉泽、生产科副科长王珍以及萧顺和等人，勾结赵溪桥和北京祥利木厂老板杨生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宋德贵让赵溪桥包运木材，照章每车皮只能装25立方米的木材，他们却装了30立方米。仅此一项，赵溪桥就从中捞取7亿元。
宋德贵认为赵溪桥、杨生祥很能干，视之为“心腹”和“好军师”，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赵溪桥、杨生祥则认为找到了“靠山”和“摇钱树”，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事实上，宋德贵已成为东华货栈、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东华货栈的伙计称他为“老掌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宋德贵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办法，拖别人下水。他以盗取来的国家财产，大批地购买了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等到处送人，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拢下，公安部行政处80％的人都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宋德贵的罪行暴露后，领导反复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计划地进行对抗。他曾两次和奸商赵溪桥及同案主犯刘玉泽、王珍秘密会面，商讨怎样混过这一关。在要他交清帐目时，他一面以有帐无错相搪塞，另一面制造假帐。
这样一个贪污腐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又拒不坦白的堕落分子，理应受到严惩，被判处死刑。罗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对宋德贵、刘玉泽、赵溪桥的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我们内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贵等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们就有*的危险。”
罗瑞卿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处理罪行昭著的贪污腐化分子一点不讲情面。时任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此人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因为倒卖基建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准备开公审大会执行。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为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这时，他正从楼上下来，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了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长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莫明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过多次，一致同意并作了决定，且已经批准，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说，现在有人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这时，罗部长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心想，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5）
第二天，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报告，干扰了您，干扰了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可是我又想过，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当时，罗瑞卿还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也亲自指导了北京市公安局“三反”斗争的开展。
北京市公安局“三反”运动开展的最大特点是群众动员广泛、深入，有的单位开会时，临时选举会议主席，会议记录也要当众宣读通过；有的单位会议发言时，一举手就是二十多人，非常踊跃。有的群众说：“憋了两年多的话，今天可以说出来了。”大家撕破情面，短兵相接，运动发展到高潮时，甚至出现了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弟弟检举姐姐的情况。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市公安局内部检举揭发出来的案件有1067件。
从北京市公安局查办出来的“三害”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六类人员身上：一是侦缉外勤人员，主要问题是假报开支，以少报多，私拿公家财物，假公济私。二是刑警，主要问题是勒索事主，领赃受贿，勾结小偷，坐地分赃。三是司法看守人员，主要问题是勒索和侵吞犯人财物，敲诈犯人家属，受贿。四是派出所民警，主要问题是敲诈勒索，赊欠不还，数量虽然不多，但性质恶劣，影响广泛。五是行政后勤人员，在汽车司机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偷汽油、盗卖零件，采买人员“吃回扣”现象也比较普遍。六是浪费现象多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公安局自1949年组建至“三反”运动开始，仅招待费一项就达5000多万元，机关生产方面因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损失8亿多元。
截至1952年4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共清查出贪污腐化分子2552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4％。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的1884人，占交代问题总人数的74％；贪污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的482人，占19％；贪污千万元以上的186人，占7％。
和党政机关一样，全军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各兵团也普遍开展了“三反”运动，其重点是团以上机关和后勤机关。运动进行的方式一般是先机关后连队，先干部后战士。连队以反浪费、反偷窃为主。
“三反”运动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刚刚结束内战的新中国再次进入战时状态。面对强悍的美军和联合国军，新中国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战争，这不能不给国家的财政经济带来沉重影响。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要赢得这样一场正义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强劲的人力资源，更需要充足的物力资源给予保障。本来就处于百废待兴、经济困顿的新中国，怎样才能为战争前线提供赢得胜利的物资保障呢？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研究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趋势及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增产节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少至465万。“三反”运动开始时，全军各部队正在进行整编。如何处理军队整编与“三反”运动的关系？最初，毛泽东指示“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很快，毛泽东就发现，有些部队“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为了不致使被整编的人员带着“三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