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逼、供、信”，仅3月13日至23日的10天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
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58人自杀。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岛市的“打虎”战役，由于大搞“逼、供、信”，“据全市不完全统计，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172人。”仅青岛纺管分局、四方铁路机车厂、港务局、对外贸易局、卫生局等五单位就有54人被打死或自杀，另有50人自杀未遂，还有26人被打致残。“在这104起案件中，大多数既无贪污又无政治问题，而工人及其家属和警卫人员则达66名。”后来，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派出调查组赴青岛调查，虽然仅调查了几个部门，但结果却是触目惊心。据查，仅纺管分局一个部门被打错者即有470人，港务局打错的54人，四方铁路机车厂打错的34人，青岛国棉六、七、八厂三个厂还有184人被打错，两项加起来被打错者就已经达到800人之多了。仅由上述六个单位的数字简单推算一下，青岛市在“三反”中被冤打成贪污分子的，恐怕不下数千人。
乌鲁木齐公安局“打虎”中由于使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一些没有贪污的打成了贪污分子，把小贪污分子打成了“大老虎”。事后对其中43起案件加以甄别，结果全部不能成立，12人被打错，31人被打冒。
陕西省军区“三反”复审定案时发现，“全军区原共打虎1231只，其中1亿元以上的14只。第一次甄别定案，（只能）定虎276只，其中1亿元以上的三只。经过复审以后，现肯定贪污在1000万元以上的227人，1亿元以上二人。原打为虎，现下降千万元以下500万元以上者205人；降至500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上者535人；降至100万元以下者213人；确定查明无贪污者24人。”另外像“安康军区原打虎112只，第一次定虎33只。经复查后，真正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只有11人，占原虎数的11％。”
苏南地委因为“打虎”战役中普遍发生逼供现象，不少“老虎”打冒，甚至打假了，最后发现“原反出来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老虎有5471人，经定案后，结案的占％；销案的占％”。
造成“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虎”阶段出现偏差和过激行为的原因，一是“反右倾”思想所致。当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发动“三反”斗争时，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对“三害”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右倾，动作迟缓，致使“三反”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在中央的一再严辞督责下，领导带头，逐级“下水洗澡”，右倾麻痹思想遭到严厉批判，“三反”运动遂得以迅速展开。反右倾成为“三反”运动中一种主导性倾向，在反右倾的惯力作用下，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心理，急于完成“打虎”任务，甚至以超额完成“打虎”指标来表明自己“左”的立场，使得群众性的“打虎”战役失去了应有的控制。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0）
二是群众运动本身固有的弊端所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共产党夺取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三反”运动之所以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即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共产党的领导经验所决定的。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在猛烈冲击*现象的同时，也显露出其本身的弊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各种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健全，本身就缺乏种种制约，再加上群众的斗争热情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后，当贪污分子拒不坦白、狡猾抵赖时，往往会激起群众的愤怒而使他们走向极端。运动的群众或群众的运动这时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可能在严格遵守政策和法律界限上自觉停下来，因而在“打虎”高潮时，许多地方和单位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逼、供、信”和体罚、私刑等现象。
三是信息失实所致。“由于运动开展得迅速、猛烈，各地在反右倾之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致使“打虎”的预算数字不断攀升，甚至被查出的“老虎”就是过火行为的结果。各地把这样的“打虎”预算或查出的“老虎”数字信息汇报给中央，不能不引起中央对全国“三害”问题严重性的判断。而中央根据这些失实的信息作为决策的基础，采取大胆怀疑、分配任务、追加指标、施加压力等做法，迫使各地各单位不得不紧跟中央步骤，紧跟“打虎”形势，甚至演变成为完成任务而“打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斗争过火和“左”的偏向。
实际上，早在2月下旬，*中央就已经注意到了“打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2月9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等人的电报中再次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上批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帐，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总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2月29日，毛泽东特别批转了东北贸易部关于“打虎”要严格规定纪律，禁止打人和变相打人的经验。
3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批转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关于军委直属部队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的经验，强调对待贪污分子“必须靠党的政策去征服他们。提高打虎战术，着重靠调查、算细帐。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并特别规定了两条纪律：“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
由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示中不难看出，此时各地各单位用打人或变相打人的办法来“打虎”已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非出面阻止不可了。
在严令禁止“逼、供、信”和打骂、体罚的同时，毛泽东尤其关注对人的处理。早在瑞金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曾是党内“左”倾路线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深知其害。因此，在后来党内的*中，无论是同张国涛、王明的斗争，还是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三反”运动进入审案、定案阶段后，必然要涉及到对人的处理，从“三反”运动初期急于“捉尽老虎”的急迫心情中平静下来的毛泽东，开始审慎地考虑和研究如何处理贪污分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11）
鉴于贪污在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70％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不久，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份电报中又提出：“中央正考虑不单是50万以下而且是100万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3月1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份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并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节委起草了《中央关于三反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出：“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方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此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在“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后面又加上了一句：“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
处理人一定要审慎，必须克服和避免滥捕乱抓，这是“三反”运动后期毛泽东一再强调和坚持的。3月29日，毛泽东亲笔批示向全国转发上海市委在“三反”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经验。上海市委的经验主要是：（1）本市各机关团体，如欲逮捕“三反”中有关人犯，必须经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与区委联系后依法执行。中央及华东各地在沪各单位，则须经华东局批准后，与市委接洽办理；华东以外各大行政区所属各单位，除经当地最高机关之批准外，并须来市委接洽办理。（2）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如因“三反”须传讯本市有关人员，须经市委批准，再与区委联系后，由公安分局以传票传至公安分局讯问，对被传之人，未经补办扣留手续，不得扣留过夜。（3）关于“三反”中退赃、追赃问题，华东局已有指示，其中所示退赃、追赃方式是完全正确的。但上海目前正处在“五反”时期，不宜由各单位径自进行追赃，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凡须在本市追赃时，必须携带材料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