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一缕棉花到一块土布，再到我们身上的一件衣裳，这个过程是很漫长和艰辛的。一茬庄稼的成熟，也就几个月时间，麦子的成熟期最长，经过秋播、冬埋、春发，到了夏天，把一片黄灿灿的穗子递给镰刀，一种粮食的身世，又一次被大地完成了。而一块土布呢？我记着母亲先是用好长的时间，一斤一两地积攒棉花，由棉花到棉线，又要经过纺车一夜一夜地摇动。那些纺好的线，像一家人过日子时的大部分喜悦，被小心地包在一个包袱里。我经常看见母亲，选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一个人静悄悄地打开包袱，在太阳下反复地比对每把线的成色、粗细和韧性，分得一清二楚。浆线的过程、打筒的过程、经布的过程，在织布这个手工工艺中，这些很讲精细的程序，确实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如果把它按工序写出来，就是一部讲述织布的乡土读物。如果把织布机子、纺车、缯绳、绞棍、育筒、木梭这些与织布有关的物件，从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取出来，再看看打造这些物件的木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母亲每花两三年的时间，织出来的一匹土布，我不敢说它一定就像云锦，但后来对诗的许多感觉，或许在那时，就被母亲无意地织在她的土布里。
也想，母亲织的土布有多长，我对乡土的感觉就有多长。
事实上，许多织布的细节，比如拐线、纶绳、浆线，我都作为母亲的帮手参与过。特别是浆线，让我欣赏了乡土生活既朴素、又很神秘的另一面。这些乡村女人，在用粮食喂养每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又智慧地发现了它们在织布中，会把柔软的棉线，一根根浆得硬锃锃的，便于手工操作。
村里人说，母亲的手底下会出活儿，忙完织布机上的活儿，那双很会裁剪的手，又要忙碌我们的衣裳了。
这样的日子，在我心里充满了幻想：土布，剪子，母亲的手，三种不同的物象，都在母亲的目光下，变幻出一件件遮蔽我们身体的衣裳。现在，如果我说她那时就像裁剪着云朵，就像缝补着马坊的一块土地，也不会有人说我这是矫情。但母亲那时最真实的心态，是让我们穿得体面一点，用她织出来的土布，弥补日子的艰辛，带给一家人欢乐。
看着她飞针走线的样子，心还没有长到能用善良、柔情观看世界的我，直接觉得阳光有多细密，这时母亲的心，就有多细密。她知道父亲一生是下负的人，常年把柴捆背在身上，要不是那一层衣裳，脊梁上都会磨出茧子来。因此，要把织得粗厚的布留给父亲，要一律染成黑色的，要裁剪得宽大一些，这样结实的衣裳，耐磨也耐脏。乡村人穿衣，也有乡村人的审美标准，就是方便劳动。至于身体本身，那时的生活状况，还顾不了多少，只要一年四时觉着不饥、不冷，就是大地上最幸福的人了。可以说，我的父母一辈，就是为此劳累困顿了一生。直到裹着一身土布，回到泥土里去。
那些土布衣服上面，存在着那个年代里，阳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更多的是母亲的气息。作为一件单纯的衣裳，它真实地记录着母亲给予我的那份爱，像棉花一样，像土布一样，透明在那个年代的阳光下。
可惜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拥有这些衣裳了。我想，如果还有一件的话，今天吹过乡野的风，会绕过母亲留下的一些织布用的物件，从那件土布衣裳细密的针脚里，帮我吹出她的一些秀发。
要是我早年，贴身穿过的那一件呢？
（2008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美蓝：水色
冬天里与几位朋友在一家菜馆吃饭，看到墙上挂着很大一幅老照片，是典型的二十年前江南水乡的画境，黑白的，微微泛黄。一定是冬季，但也到尾声了。中间一条河，河中水位很高，上有一桥，称西高木桥，横跨河的两岸。桥洞里一条水泥驳船正经过，船尾的水波荡漾开去，一直延伸到照片的底部边缘。两边河岸上都为低矮狭小的老式民屋，一侧屋檐斜斜向河面低落，屋顶上有残留的积雪。靠河的左边，桥洞下方，下着一张网，半截露出水面。
画面很怀旧，尤其是那艘船正从桥洞里穿过，船身两边排开很宽展的水波，有薄的雾气散开在船身的前方。眼下已是暮春，偶然想起那幅画面，一些细节片段悄然冒出记忆的河面，水淋淋地呈现在耀眼的阳光下。
起先几十年茶馆都是在桥堍，后门便是河了。河面上一天到晚会有大小很多船经过，有机动的，更多是单桨划的，来来往往，俨然如现时的马路那么热闹。
茶馆里头的老虎灶吃煤，每日吐出来很多煤渣。父亲将这些煤渣掏出来后倾倒在后门的岸边，久而久之，煤渣不断往河内积淀，便形成了一个小栈头，可供划桨的小船停靠。往往都是这些最粗糙鄙陋的东西，被许多人喜欢并使用，大概是那份随意与不需要多讲究什么的态度较符合劳作的人们，因此茶馆后门口的栈头上时常会同时歇着四五条船，占了三分之一的河道，令原本宽敞的河面显得稍微有些拥挤。
那些划着船想要靠岸的人，大都是四乡五里装了自家田头种的菜去集市卖，卖完来吃茶谈天的。他们从船上站起身，一步跨上岸，将船绳系在后门的门槛上，直接就从后门进了父亲的茶馆。他们会边大声喊“某某”，边挤过几张桌子，找到空位坐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父亲认识，或交好。
若干年后，当父亲已然安睡在青翠的山坡上，我的容貌不再稚嫩纯真，某一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在小镇上相遇，在低矮的房屋檐下，在陈旧的刷着黑漆的木门前，他们身形枯槁，面容模糊，眼神昏暗却温暖。他们早已弃船上岸，用蹒跚的脚步代替了船橹的摇动。他们认出我来：“阿是某某笃个小三三。”这样的时刻我总是忍不住流起泪来。我听见老茶馆后门河里的水在哗哗地响，吱嘎吱嘎的船橹声在河中央向四面扩散。
父亲经常需要摇船进城采购茶叶，偶尔也会允许我搭上他的船沿水路进城去玩。天未完全亮的时候父亲与我从老茶馆后门动身出发，一路经过一些村庄和空旷的田野，穿过几座身形单薄的单孔小桥。当青灰的天光变得明亮耀眼，父亲的船已经拐过弯入了梅塘河。从窄小的河道进入宽阔的梅塘河，父亲的船显得更小，原先热闹的顺溜的船橹吱嘎声也听不真切了。一些外埠船只目中无人的汽笛响彻了整条河道，排起的水浪将小船漾得上下左右地颠簸。
父亲的船钻出大虹桥桥洞的时候，我兴奋地尖叫起来。从那里开始似乎有了小镇与城里的区别，河面越发开阔，河水不那么清冽了，停靠在右岸的船只也更多了，岸上汽车喇叭声也渐渐密集了起来。进城了，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来说，那是件值得盼望与炫耀的事情。
直到傍晚日落时分，父亲和我才能回到小镇，将船靠上老茶馆后门的栈头。此时茶馆早已没了茶客，临街的木排门紧闭着，老虎灶也没了热气，在昏暗的光线里头团缩成一只昏睡的煨灶猫。父亲将一包包茶叶拎进去，我就站在后门口，向东望着对岸自家屋顶上的烟囱正冒出长长的青烟。夕阳落在身后，一些金色的亮光在河面闪耀着跳跃着，一直爬升上母亲敞开的屋门前。
又过了好几年，我从北方返回到小镇上的时候，老茶馆的原址上建起了一排平房，一些外乡人拖家带口地住在里面。他们在临街的房门前扯了几根包着塑料皮的电线，上面晒满了衣服和被子。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端坐在屋里，什么也不做，耳边播放着父亲生前最爱的评弹俞调唱腔，三回九转，缠绵而婉转。眼前便是一片水色，旧年光景就隐现在其中。
（2008年10月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