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赵丹在北京医院患癌症已濒危，却还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们去香山看红叶，他已连话也说不清，气也喘不匀，还嘱咐：“……红叶……红叶……”我说：“我们会去的，等路上不堵车了去，快快乐乐地去。你放心。”——这是我对孩儿爸的承诺。7月15日他从上海急救送北京医院时就说：“这回可能赶上去香山看红叶了。脚踩在凋落满地的残叶上感觉真让人深思难忘。”平常人看枝头红叶，他却欣赏遍地残枝。
10月10日夜未央，赵丹像一片红叶离开枝头，去了。由于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招惹高层的批评。难得的特殊的身后哀荣为他隆重送葬，丧事在复杂的境界中办完。我对身后的三个孩子橘、佐、劲说：“咱们去香山散散心，让你爸爸放心吧。把堂弟黄河清也叫着，拍些照片给你爸爸烧去。”
已经11月下旬，上山看红叶的热潮已渐息渐冷。我们换上初冬的旅游装，戴上花格子围巾上山了，有说有笑，还蒙起我眼睛玩捉迷藏。若不是胳膊上还缠着黑纱笼，谁想到这是些刚刚死了亲人的孀妇和孤儿呢。我对孩子说咱们赶早回程吧，游人是小拨来大拨回，晚些人多会找不到出租车的。有条件坐出租，却不得不挤公共汽车，把游兴都挤掉了。连小劲都二十岁了。他们陪着“肥老胖”（“*”后阿丹给我起的绰号）妈妈玩了半日，小脑子里又想些什么呢？
归途中，有些倦了，坐舒服了闭上眼，眼里还是满山红叶——那是1943年的红叶，我十八岁，第一次结婚。我和新郎郭元同（艺名异方）约好，婚后即设法翻过山头，去投奔冀东游击队，去找陶声垂（燕京大学同学，游击队负责人）。
元同的家，就住在香山一棵松。婆婆给了我们一座小三合院，院里的无核红枣已挂果能吃了。元同安顿我跟他母亲弟弟熟稔后，就自己下山订礼堂、发喜帖等等等等婚事之必需。我就收拾小三合院，除杂草、扫顶棚、擦玻璃、糊上半截窗户纸，请邻居全合人（有丈夫儿女的福气人）来缝新被，缝四角挂着枣（早）、栗子（立子）、花生（插花生男又生女）的双人大被。
喜期近，待我下山后，方知郭元同已病倒在他舅舅的诊所里，他病得脱了形，说是心脏病。可是请亲友的帖子已全发出，六国饭店礼堂已订好，牧师也请了。郭家决定婚礼照常举行。元同在喜辰理了发、刮了胡子，被搀到礼堂，说完“我愿意”之后，就被扶走了。没有新郎的喜宴照常举行，照样划拳闹酒，我也被灌了几杯二锅头才放回。我们只举行了婚礼并未圆房，舅舅为我在舅妈屋里准备了笔墨纸砚解闷。十八天后，郭元同被上帝召往异方彼岸，他归天了。郭家早已准备好寿衣、棺材。灵柩抬往香山公主坟，一路上风吹红叶纷纷坠落在我的灰呢压韭菜白边的孝服上，游人嬉闹如常，真格是人生如叶。不管你是红叶、黄叶、绿叶，终归要落下来的。有谁真是不落叶松呢。
人生如叶，我爱红叶。
我爱红叶盛期夺人的冶艳和逼人的热烈。
我爱凋零期红叶无限的风韵和醉人的诗情。
我爱红叶落地坦荡荡的层层枯枝，踩着它们，它们轻轻应答着，飘散着令人消魂的美妙意境。
（2007年11月18日《新民晚报》）
乔叶：另一个世界的话语
月光
我曾经听过一个传说：一个人要是在月光下奔跑，就能够让那些过世的亲人看到他。
过世的人因为失去了身体重量所累，走起路来一定很快，所以尘世的人需要用奔跑的速度才能够跟得上他们。那为什么还要在月光下奔跑呢？是不是因为月光就是亲人们在那个世界的灯呢？我想。
也许我看起来有点儿傻——我曾经体验过这个传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曾经默默地奔跑在清凉的月光下，在轻风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和裙裾都在微微地飘起，仿佛有人在背后温柔地抚摸着我。那是亲人们的手臂么？我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如果亲人们能看见我，我希望他们无论在哪个角度都能看得清晰一些。
亲人们是能看见我的，我想。不然，那个夜晚我为什么会睡得那样安恬呢？
后来，只要看见月光，我便觉得有一种分外的亲切。我知道，也许，这月光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如阳光一样沐浴着我的亲人们。
美梦
乡村里常常会有一些关于亡灵的怪诞的新闻，如某家过世的老人怎样回了一趟家，怎样把门弄得吱呀吱呀响，怎样提着灯笼慢悠悠地在街上走过。而看到他们的人往往都是外人，自己家的人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怕惊吓到自己的孩子们。听到这样的事情，在好奇的同时我又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温暖。我甚至曾经暗自羡慕过那些看到他们的人。我想，如果有一天深夜，我看到我的亲人们回来了，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纳凉，我一定不会感到惊讶。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我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他们来看我了，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么？
可是没有。我只能在梦里见到他们。他们的容颜在梦里丝毫未改，十分真切，仿佛每一缕皱纹都清晰可数。他们都还是生前的性情：沉静的依然沉静，絮叨的依然絮叨，爱看书的依然拿着书，爱写字的依然握着笔。唯一的不同是，他们都没有病了。在梦中，我往往很惊喜地看着他们健康的脸色，心里对自己说：总算是没有病了。
醒来，什么都没有。但我觉得那梦就是真的。我和他们确实见过面。如果我们不可能通过别的方式见面，就只有这样。梦是一座多么可爱的桥梁，让我们感觉着彼此的气息，一如往昔。
这样的梦，我做过无数次。起初总让我觉得悲伤。后来慢慢长大了，才觉得这原来是一种幸福。
纸衣
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做衣服，父亲若是看见了，总要说一句：“孩子们个头大，给他们做大点儿。”
后来，父亲病逝，清明时，我和姐姐为父亲做纸衣，母亲在一边看着，说：“你爸爸个头大，给他做大点儿。”
相似的一句话，却说在生与死的两界。我和姐姐顿时眼里都含了泪。
（2008年2月19日《羊城晚报》）
邵衡宁：我送父亲进养老院
昨夜我又梦到父亲来找我理论了，我正在单位开会，他突然就出现在会议室门外，一脸憔悴凄凉……父亲去世已经两个月了，一想起他临终前大颗大颗滚落的眼泪，我就像掉进了逃不出的心罚。
一
那天晚上养老院打电话说父亲病重时，我正在参加同学聚会。当时气氛很热烈，我喝了不少酒，微醺中，我一边恋恋不舍地穿上大衣，一边和同学说：“我父亲没事，我接到这样的电话不是一次两次了。”当我带着酒气赶到医院时，父亲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养老院的人说父亲是撑着最后一口气，在等我。看见我，父亲虚弱地张张嘴，但纵有千言万语，已说不出一个字来，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角滚落，之后他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我那种锥心的痛和自责，无人能够理解。
五年前，父亲因病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已经去世了，照顾父亲就成了我沉重的负担。可能是因为有病吧，父亲的脾气变得很怪。进养老院的前三年，我先后给父亲找过八个保姆。有时我晚上下班到家，正要给孩子做饭，保姆就来电话了，说父亲又发火了，不肯吃饭。我要是有一天不去看父亲，他就和保姆闹腾，他说，还是丫头做的饭好吃，还是丫头贴心。
先生在北京工作，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每天晚上安顿完父亲，回到家孩子已经睡了。日复一日，一年下来，我累得半死，人瘦了好多。我的小家庭进入一种无序状态，那种苦是外人不能体会的。先生也开始抱怨，他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家里过上正常生活呀。
2006年底，我心中的烦累达到了顶峰，我和国外的大哥商量，推说我身体不好，想把父亲送进养老院。大哥同意了，事实上，因为不能在父亲身边尽孝，大哥一直对我满怀愧疚。父亲去世后我才听大哥说，那天他打电话劝父亲去养老院时，父亲一直沉默。后来大哥说，妹妹身体不好，这样长了会把妹妹累垮的；再说也会影响她的家庭和睦。父亲哭了，他说，我糊涂呀，我拖累丫头了。
二
就这样，因为我们经济条件尚好，也为了花钱买心安，弥补感情上的“欠债”，我给父亲选择了一家很好的养老院。
父亲的房间很整洁，从窗口望出去，芳草如茵，几名护士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老者在散步，四周寂静得令人心酸。同一个房间的大爷对父亲说，完了，这辈子完了，孩子不要咱们了。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然也是怕我难过，他说：“没什么，老哥，既然孩子们小的时候要送到幼儿园，为什么咱们年纪大了就不能送到养老院呢？孩子们也不易，让咱们住到这么好的养老院就是孝顺呢。”
我想起当年父亲送我上幼儿园的情形，第一次去我特别不适应，父亲便一直把我抱在怀里，直到进了教室，他才依依不舍地把我交给老师。初去的那几天，我总是哭闹，父亲每次都要站在幼儿园的栅栏门外头，看我玩一会儿才离开。
那天，初到养老院，曾经在家里顶天立地的父亲，像个无助无奈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是否也会不适应，是否也会盼着我有一天接他回家。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从身后抱住父亲，泪如泉涌……父亲忍住泪，拍拍我的头对同屋的大爷说：“丫头舍不得我来，是我自己非要来的。”后来我每次去养老院，父亲都会这么说，是说给他自己听，也说给别的老人听。
尽管我内心很矛盾，很挣扎，但理智最终还是让我硬起心肠和父亲告别。父亲微笑着说，你们放心地走吧，我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