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就沦陷了；在日本兵进入哈尔滨之前，当时的贪官污吏们早早地“打点行装”，席卷而逃。可恶的教育厅长张国诚，将全市爱国小学生募捐来的钱，全部占为己有，匆忙抢乘飞机逃往关内。同时，也使我那幼小天真的心灵，初次尝到对坏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滋味。
第十七小学停课了。
1932年春，日本在我国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4 年“满洲国”又变成“满洲帝国”。溥仪当上傀儡皇帝。我们中国老百姓，忽然全变成“满洲国人”，换句话说，就是不幸的“亡国奴”。
学校虽然又开门了，但是一切情况全改变。学生们心目中较好的老师都看不见了，听说，他们不是及时逃进了关，就是被日本宪兵逮去了。
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学校的课程，当然也不同于中国学校的课程。原来那些重要的科目全不上了，日语成了主课，语文变成不中不日的协和语。 父母亲只得把我送入学费昂贵的哈尔滨俄侨青年会十年制学校读书。这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俄国学生开办的学校、有三年预备班和七年本科；读完，算是高中毕业，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生绝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少数中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及其他欧洲人。课程，以俄文的为主，英文的为辅。我插班进入预备班三年级。
在第十七小学读书时，每天中午，因为离家太远，无法回家吃饭，所以我总是到学校附近的小杂货店去买一个“萨依卡”（中间粗、两头尖的小白面包），夹一根俄式腊肠当午饭。咱们这里现在叫它热狗。
转到俄国学校去上学后，中午可以在学校里包饭，那就吃得好多了。除了必不可少的肉饼子、炸土豆、土豆泥、“索西斯基”（小泥肠）之外，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种我在哪儿也没吃过的甜饭——米饭加“基协里”。这种甜饭，我不但在家里没吃过，而且在西餐馆里也从来没见过。用带酸味儿的水果或浆果，加糖和淀粉，煮成果冻，然后把热果冻浇在热大米饭上。我估计，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定能爱吃。含有的维生素很多，营养还挺丰富哩！
每顿饭当然都离不开面包。有时是白面包，有时是黑面包。俄国人的面包，种类可太多了！当时，哈尔滨有一些专门做面包、卖面包的面包房。我常去的一家很小的小面包房，卖的面包，各种味道、各种形状的都有。我最爱吃的，是一种柠檬小面包。还有两种比成年人手巴掌小一点的“列巴圈儿”。一种列巴圈儿是粗的，软软胖胖；一种列巴圈儿是细的，又脆又香。买的时候，可以用根细绳子将列巴圈儿穿起来，一串一串提溜走。
当时，哈尔滨有两个最有名的点心糖果店，一个叫马尔斯，另一个叫维克多利亚。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走进马尔斯那个特别干净、明亮、漂亮、香味儿四溢的糖果世界，就感觉自己到了一处仙境，身穿带花边白围裙的年轻售货员，笑容可掬地飘飘然走过来，活像个仙女。那时，我曾经有过一个一闪而过的“理想”——等我长大了，一定得开个跟马尔斯一样的点心糖果店，为的是我自己可以一天到晚随便吃。特别是那种带纯奶油馅儿的黄油酥皮卷儿，还有跟冰糖葫芦有点像的糖皮儿核桃。唉！我小时候咋那么没出息啊？！
第十章 幸福的都市田园生活
迁到哈尔滨后，我们搬过几次家。最初，是暂住在市立第一医院后院里；后来，搬到南岗铁岭街一座楼房的楼上；最后，住进中东铁路家属宿舍——南岗邮政街上一所苏联人用大块儿石头盖的平房里。过去，苏联人的差不多一切产品，都以苯重、结实、实用闻名。那所房子也不例外。墙，足有两尺厚；严严实实的双层窗户；牢牢靠靠的地板上，钉有一层非常结实、锃亮锃亮的厚漆布。冬季，不但要用纸条将双层窗封起来，而且还用一劈两半儿的大木头（当时被称作板子）烧热火墙。外面即使冷到零下二十多度，屋里仍旧温暖如春。
房子的宽敞，漂亮与干净，正好附和特爱整洁的父亲的要求。房子前面，有个被绿茵茵的灌木丛和爬山虎包围的小前院儿；而使曾经在日本奈良女高师学生物的我母亲，和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是，房子后面，有个大花园，还连着一片相当大的菜园。这下子，我们可有了用武之地了！
那所房子以前的住户，据说是家苏联人，也非常喜欢大自然，喜欢种花、种菜、种树。花园里，光是各种果树，就有十来种：走出通后园的厨房门，首先投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的海棠果树；稍远一些，左边有两棵梨树和一棵杏树，右边有一棵胡桃树，一棵春天总是挂满一串串肥嘟嘟的榆钱儿的大榆树。院子中间，生长着一棵树龄至少已长达二十年的稠（chou）李树。
再往前走，左侧有个高高的土堆，土堆前有扇严严实实的小木门，原来那是个俄国乡村式的冰窖兼菜窖。这种俄国乡村式土窖，严寒的冬季当松花江里的冰冻到几尺厚时，我家便买来一大车冰块儿，放到窖中靠边的土坑中，到了夏天，这地窖就成了个天然冷藏室，其效果丝毫不逊于现代冰箱。
那时，我学校里的功课虽然很多，放学回家后，还有一些父母安排的学习与体育锻炼，但只总能匀出少许时间来，在我家的花园和菜园里活动。
除了爬树上房之外，我们必须帮助母亲浇花、浇菜，饲弄小动物园中的小动物——鸡、鸭、鹅、兔、羊等等。有趣的是羊有两只，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
餐桌上经常摆放着刚采摘的新鲜西红柿、黄瓜、扁豆和各种绿叶菜。炒鸡蛋用的是不久前家中母鸡新下的蛋，果冻是用从后院墙边的野生马林果（覆盆子）丛中采来的红浆果熬制的，夏天还能喝到用菜园中多年生的薄荷叶子煮的薄荷茶，甜丝丝、凉森森，胜过一切清凉饮料。
至今我认为我的童年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这似乎与现代一般少年儿童的快乐童年完全不同。价值观不一样，要求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
父母亲虽尽一切可能让我受到最完美的教育，还给我创造条件，让我一年四季能从事各种体育活动，锻练身体；但我从来没像现代儿童那样过过生日；没有人给我买过生日礼物和生日蛋糕；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放在教育上了。春节时，我也没穿过新衣服，（我总是穿姐姐的旧衣服，还高兴得要命，）也没得到过压岁钱。平时，父母亲虽然每月要为我付出昂贵的各种学费，但从不给我零花钱。对这，我完全能够理解，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我心里偶而希望拥有什么东西，我也没向父母开过口。因为我知道父母供我们这一大帮孩子读书，已经够困难的了。
我从小最喜欢的东西是文具。我每天上学，都要走过当时哈尔滨最有名的秋林洋行。秋林洋行的文具部，是我一生难忘的好地方。每次，只要放学早一点，在回家的路上，我便走进秋林的大门，直奔文具部，站在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玻璃下的漂亮双层铅笔盒。那时，在我眼里，那是文具的一所极其讲究的两层小楼房，都是木头做的，上层装着印有有趣图案的铅笔、好看的橡皮等，下层里是精致的自来水笔和小尺、圆规。在我的脑海里 那座“小楼房”给我留下的印象竟是如此深刻，我至今闭眼回想时，还丝毫不差地历历在目。但是，当时我没有钱买，永远只能看看。 。 想看书来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变”等于恶运的开端
我们的城市田园生活，持续了几年后，住在东北的爱国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家）的一切都改变了。
突然，有一天，两个日本宪兵砸开我们家门，手里拿着我大哥的相片，指名道姓地找他，要逮捕他。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当时大哥在哈尔滨工大读书，担任学生会委员。他会开火车头，曾经开火车拉着一批大学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反满抗日。
幸亏宪兵来时，碰巧大哥不在家，父母赶快及时通知了他，他匆忙连夜逃离哈尔滨，逃往南方上海，以后又辗转去成都、昆明等地，40 年后的1981年，我们才有机会在美国再次见面。
当时，有条件的中国人，大多早已离开沦陷区，我从父母的谈话中了解到，我家既无存款，又无处可投奔，只能留下。
父母亲都是日本留学生，加上恰巧母亲有几个奈良女高师的先后同学的丈夫，被派到哈尔滨担任要职，日本人当然想利用我的父母。
那时，因我年纪太小，所以过程及详细情况我无法了解，只知道，有关方面先是要让父亲当伪教育厅长，父亲千方百计地“婉言谢绝”。（据说，满洲国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傀儡官儿，一切一切都得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父亲在家里常常说：“有点收入，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他仍旧当他的医院院长，兼任市卫生科长。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家里的氛围气氛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再也听不到父亲那“哈哈哈！”的爽朗笑声了。相反，他开始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有时自言自语：“气死人！气死人！……”同时他患上严重的高血压症，血压常高达200多。母亲虽然没生病，但是她不但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幽默、爱开玩笑，而且常常下班后，晚上在家里喝闷酒，放声大哭，嘴里不停地叨叨着：“我不愿当亡国奴！我不愿当亡国奴！……”我和小弟二人吓得躲在墙角里，不敢出来。直到后来，她开始在舅舅王绍鏊的领导下做一点地下工作，她的心情才好转一些。
伪满洲国时期的中国人，整天都是惶恐不安的，因为随时可能灾难临头。
母亲有位日本奈良女高师的日本同学，当时成了我们的大救星。因为她丈夫，恰好是当地日军方的一个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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