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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大队的一个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给农民治病，居然治好了不少人。虽然后来被揭露出来，但在这个例子中，对青霉素的虔诚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招用在猪身上就不灵了。
苏群难得有机会用青霉素给村上人治病。这样也好，因为注射青霉素事先要做皮试，三余根本没有做皮试的条件。不做皮试就注射，早晚是要出事的。而给猪打青霉素需不需要做皮试，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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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陶文江，六十九岁了，按三余人的算法已是七十有余（虚龄）。这么大的年纪在三余很罕见。三余一队有两百多口人，年过七十的几乎没有。三余人早婚，生孩子也早，过了五十岁就算是老人了。陶文江虽然一向身体健康，但如此高龄自然不用下地干活。他不像苏群那样走家串户，访问村民，但联系群众一事并没有忘记。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扎根三余出着一分力。
村上人都知道陶文江好说话，时不时地会来向他借钱。他们不说借，而说夺，“老爹爹，跟你夺几块钱用用呢。”
夺就是借的意思。但一般夺去的钱村上人是不会还的（陶文江也从不指望他们还），因此这个夺字比借字更准确恰当。
村上人一般从陶文江那里夺两块钱、三块钱，也有夺一块钱的。五块以上陶文江便面有难色，不能擅作主张，得开家庭会议决定。
上文说到，陶文江、老陶和苏群都是带薪下放的，陶文江每月的退休金三十多元。村上人虽然每次夺的数目不大，但夺的次数多，也不是一个人来夺，所以这三十多元基本上花在他们身上了。超过这笔钱就得夺老陶、苏群的工资了。倒不是陶文江吝啬，不借五块以上的钱，而是他想尽量在自己的退休金内解决，所以得匀着用。
村上人还经常通过陶文江，将自留地上的土产卖给老陶家。价格肯定高于集市，同时也免去了赶集的辛苦和花费的工时。
老陶家养鸡以前，村民经常拐着篮子来卖鸡蛋。陶文江用家里的那杆十六两的老秤秤了，全部收下。于是，村上所有的人家都来老陶家卖鸡蛋。长长的队伍从堂屋里一直排到大门外，弄得老陶家像收购站似的。甚至，在他们家自己养鸡以后，村上人还来卖过鸡蛋。开始时陶文江照收不误。老陶觉得这事儿实在荒唐，他说：“连自己家鸡下的蛋都吃不完，怎么还要买别人的鸡蛋呢？”
陶文江回答说：“可以腌成咸鸡蛋。”
因此，虽然陶文江很少走家串户，沉默寡言，但村上的人缘却是极好。经常有一些村民在老陶家门前转悠，他们不是来看老陶家的家具和新屋的（热潮已经过去），而是专门来找陶文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园子（11）
村上有一个光棍叫有明，经常上门，也不说话，看着老陶一家吃饭。夏天的时候就陪老陶家在屋外的空地上乘凉，迟迟不肯离去。有明不说话，陶文江也不说话。老陶家人都知道他是冲陶文江来的，但不知道找陶文江何事。后来他们发现，有明是在等一支烟。
陶文江本人吸烟，仍保留着给来人递烟的习惯。有明一来，他就默默地递上一支香烟。对方抽完，接着等第二支。一晚下来，有明大约能等到三四支香烟（这是陶文江吸烟的频率）。最后，夜露已重，老陶将乘凉的竹床搬回屋去，一家人准备睡觉，陶文江给有明递了最后一支烟。有明接着，夹在耳后，心满意足地走了。那支烟他大约准备临睡以前享受。
后来在老陶的倡议下，老陶和陶文江都改抽了三余的旱烟袋（厉行节约，为打万年桩做准备），陶文江还得预备一盒香烟，用以招待来访的村民。
陶文江的做法虽然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但破费实在不小。对于这件事，老陶不免有些看法。特别是当他看出陶文江并非是出于心计，而是生性如此，大手大脚，就更加不满了。如今已不比当初，工资说断就断，他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作为一家之主的老陶感到了肩上无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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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落成，园子也整饬得差不多了，老陶的目光转向了三余一队。
三余一队是老陶家房子、园子所在的地方，陶冯氏和小陶都在队上吃粮。所以说三余一队就是他们的家，队上的乡亲父老就是他们的亲人。三余一队的兴衰就是老陶家的兴衰，三余一队的未来就是他们家未来。这是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老陶于是带着建设新屋、园子的热情投身到队上的农业生产中去。
首先得摸清一队的田亩情况以及历史现状。老陶准备了一个塑料皮的小本子，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面和村上的干部群众聊天，一面不停地往上面记着什么。
几个月下来，老陶对三余一队的了解比三余人还要全面深入。这得归功于当年他在南京郊区搞土改时经受的锻炼。老陶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可以说有着丰富的经验。当然，他搞土改的地方是苏南农村，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与三余有所不同。但两地都是农村，有其互相比较借鉴的地方。况且经过盖房和整修园子，老陶对三余的农村生活也已有了非常具体的了解。
让我们翻开老陶小本子中的一页，就知道我绝不是在信口开河。
齐沟子：七十六亩，其中十亩地薄长势不好，割苕子十亩作底肥，磷肥每亩四十斤，种粳稻。
小尖子：十亩，地势好培育壮苗，种籼稻。
大丰田：二十六亩，苕子二十亩作底肥，磷肥用沾秧根的方法，每亩十五斤。
东南春田：……
东湖田：……
小堂屋基田：……
村头麦茬田：……
这里不仅有三余一队田亩的自然情况，更有老陶的分析理解和计划。此外，老陶还有三个本子，一本记着一队每天的农业大事，一本是队上的秋蚕养育日记。最后一本里记录了村上每家的人口情况，包括姓名、脾气、穷富、身体状况以及相互间的亲属关系。
老陶家的人，除了老陶，行走在村道或田埂之上，只能分清道路左边或右边的田块，只有老陶能叫出三余一队每一块田地的大名和别号。为此老陶很得意，嘴巴几乎都笑到耳朵根上去了。
一队是个穷队，全村两百多口人，老陶家下放那年粮食产量刚过九万斤。按每人四百斤分粮，每年能卖给国家的余粮不过几千斤。余粮少，所得的现金就少，公积金就少。公积金少就无法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用以发展队上的生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老陶的宏伟蓝图从增加粮食生产入手，计划第一年增产粮食一万斤，第二年增产两万斤，第三年增产三万斤。也就是说，第三年三余一队的粮食产量就得达到十五万斤。这个数字，队上的人连想都不敢想。一年过去后，一队的粮食总产量果然增加了一万斤，达到十万斤了。再此基础上，他们有些敢想十五万斤了。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
园子（12）
按老陶的计划，粮食产量达到十五万斤后，卖余粮的钱加上发展副业（养蚕、索粉等）的收入，自己家再拿出一点存款，就能购买一台手扶拖拉机了。
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说老陶没有一点私心。他设想，小陶长大后可以学开拖拉机，当一名拖拉机手，怎么的也比在地里干活要强啊。由于买拖拉机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老陶家出的，争取拖拉机手的名额应该不成问题。村上的人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开拖拉机的好处和体面，他们只是想像那突突作响的手扶拖拉机停靠在村头晒场上、奔跑在队上的田间地头。能这样地想一想，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了。总之，队上的人越来越信服老陶了。
余队长也很倚重老陶，凡事都要和对方商量。到后来他几乎不怎么过问队上的事，一切都由老陶代理，老陶实际上成了三余一队的生产队长。然而，当余队长真的提出让老陶接替他干生产队长时，对方却不肯接受。老陶谦虚地说：“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向贫下中农学习，队上的事能出一分力就出一分力，但主要还是参谋作用。这个家，还得你来当！”
但真的要在三余扎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将来小陶就得在三余娶媳妇、生孩子，陶文江、陶冯氏、老陶和苏群就得埋在这里。村西头的那片坟地里将出现老陶家的祖坟，每到清明时节将有来自村里的孝子贤孙祭扫哭嚎。看来，这是一个颇为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
然而不久来了机会。一天余队长亲自上门，为大队副书记（也姓余）八岁的闺女提亲。如果老陶家愿意，不仅扎根有望，还能攀上余书记这门贵戚，在三余打万年桩的计划就有了切实的保障。可事到临头，老陶家人却有些犹豫不决了。娃娃亲在三余很普遍，但对从南京下来的老陶家人而言未免有些耸人听闻。况且，这门亲一旦定下来，就再也不能变卦了，扎根之事就永无反悔之日了。
老陶思虑再三，经过和家人的反复商量，最后还是婉拒了。他对余队长说：“陶陶还小，能不能成才还不一定，不能辜负了余书记的闺女。过些年再说吧，有没有这个福气，得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对这门亲事，不能说老陶没有动过一点心。他的答复之所以这样小心翼翼，婉转迂回，不仅是给自己留余地，也是怕得罪了余书记。当然，得罪是肯定了的。老陶想：只有在别的地方加以弥补了。于是他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三余一队的生产建设中去。
老陶和男劳力一起在田间劳动，犁地、挖沟、割稻割麦，冬天下到戽干的河沟里撂河泥。他穿着长筒胶鞋，陷在冰冷滑溜的河泥里，用木合子将乌黑的河泥一合一合地往上撂，看见家里人从岸上走过也不打招呼。与此同时，苏群每天傍晚在村上挨家挨户地串门，为村上人治病。陶文江在家里接待客人，给人递烟。小陶上学，早出晚归。陶冯氏则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