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米干饭，土豆熬山药。崔宏星吃的香甜可口，比起他在那些豪华酒店里吃的山珍海味强多了，看到院子里那只粗腿高个的大公鸡，本来就精神焕发的崔宏星，更加神彩奕奕。手机响了，是王五魁的来电。刚才还兴致勃勃的崔宏星的神情突然变的沉重，他试图象公鸡那样跳起来，可是他的腿和脚一点力气也没有。他不得不重新坐在土炕上，仔细听着王五魁的“汇报”。听完王五魁的“汇报”，崔宏星一只手拍着炕沿，反复骂了十几个“混蛋”。老夫妇吓得不敢作声，象年轻人那样抱在一起，没有亲昵的模样，只有万分惊恐的神态。老头放开老伴，布满皱纹的脸象老树皮一样，哭丧着脸和崔宏星说：“我明年不要白面啦！”，说着还流下两行老泪，这泪水里饱含了老人一辈子生活的艰辛和对县乡官员的盲目感激，老两口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淳朴善良的老人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简单道理，可是他没有能力报恩，只好推却别人赐给他的恩德。破街门外的小石路上响起汽车喇叭声，崔宏星拿了黑皮包和水杯，扔下两张钞票，急匆匆走了出来。完成了他在政治舞台上近十年的“滑稽表演”和最后一次“政治作秀”。
崔宏星的奔驰500，艰难地爬出干沙河，疾驶在通往县政府的公路上。七月流火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拔节而起的禾苗卷曲着叶子，盼望着雨露的到来。干渴的“蝈蝈”撕裂着“嗓子”，发出一阵一阵的叫声。在临县一个简陋的小旅馆里，王五魁的手下们正在慢条斯理地处理矿难的善后事情。小旅馆叫“悦来客栈”，专门接待南来北往的小商小贩和来这里办事或者求医问药的贫民百姓。“悦来客栈”四十个房间都住满了矿难死亡矿工的家属，哭嚎声、叫骂声和抽泣声充斥在“悦来客栈”的所有房间和小小的院落里，弥漫在“悦来客栈”门前嘈嘈嚷嚷的小闹市里。小贩们不关心“悦来客栈”传出来的哭嚎声，他们只知道某某县的大煤矿上死了很多人。可是，死多少人都没有他们眼前的利益更重要，稍微闲暇的时候，当听罢矿难的奇闻后，没有任何感觉地摇摇头，然后继续喊破嗓门，急切地把他们手中劣质的货物推销出去。杨七爷连日来也住在这个小旅馆的一个比较干净的房间里，他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夹着香烟，每喝一口水，“一剪梅”就马上给他续满，生怕杨七爷为矿难的事情上了火。其实，杨七爷的感觉和街衢里的小贩们一样，矿工们的死活与他没有任何瓜葛。另一间客房里住着黑虎、野豹和恶狼三兄弟。床上放着棍棒和砍刀之类的凶器。白酒瓶、啤酒瓶堆满一地。杨七爷翻翻死难矿工名册，死难的一百零五名矿工中，只记载了三十五名死亡矿工的籍贯、姓名和简历。因为另外的七十名矿工既没有身份证件也没有任何登记，他们都是孑然一身来到矿区，稍稍挣一点钱就辗转到其他矿井或者流浪到更远的地方谋生的流浪人员，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是谁，因而也没有任何的人为他们的死亡负任何责任和赔偿义务，他们真正成了屈死在“十八层地狱”里的“孤魂野鬼”。杨七爷轻轻舒了一口长气，肩上彷佛卸下千斤重担。他喝了一口茶，嘴里慢慢挤出几个字：“叫谢王氏”。“一剪梅”站在门口喊了一声“谢王氏”。谢王氏拄着拐杖，颤颤微微蹒跚到杨七爷的房间，双眼肿得象鲜桃一样，干柴似的双手哆嗦着。她想说话。可是，她说不出来，也不会说。她和她的独苗儿子谢宝根的家在甘肃省一个偏远的山村里，谢宝华刚刚落地，她的丈夫在一次采石爆破中被炸死。谢王氏含辛茹苦把谢宝根拉扯成人，指望着他养老送终，万万没想到，谢宝根来到五魁没矿不到半年就送了小命。听到儿子死亡的噩耗，谢王氏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才感到这里。她一路走，一路哭，哭干了泪水，最后哭出来的是血水。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大山里的老妇人，什么也不会说，只会用带着沙哑的哭声诉说。杨七爷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干脆地说：“给你二十万，拿去养老吧！”。谢王氏不知道二十万是多少钱，在她的眼里，再多的钱也没有她的儿子重要。可是，她没有任何办法。她提出要看看儿子的尸体。杨七爷笑了：“去哪里看啊？你儿子早已化作轻风而去啦！”谢王氏明白了。儿子没有留下尸首。她从会计的手中接过一张写有二十万的存折。此时，她不哭了。因为她看到了儿子，彷佛这二十万就是儿子鲜活的笑容。当她弄明白手里拿着的不是儿子时，突然，一声撕裂的哭嚎声从她的肺腑里迸发出来，然后昏厥在地上。杨七爷吩咐手下马上把她送进医院。不到半个小时，医院来人说，老人死了。杨七爷叹息了一声，拍拍大腿，得意的笑容马上代替了叹息。“一剪梅”给他换了茶叶，莞尔一笑，笑容里包含着亲昵、佩服和狡黠。农历七月十五，是传统的鬼节。连日来，杨七爷用相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威胁、哄骗，很快处理了这次特大矿难的善后事情。苦主们大多数拿了数额不等的钱含着眼泪离去了，他们连自己亲人的一块骨头也没有看到。有的“苦主”，当拿到一、二十万的现金后，心里还万分感激杨七爷的大度和恩赐，因为死去的不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而是什么也没有的远方亲戚，他们只是死人的五代以内的大爷或者是侄子之类的毫无关系的人。剩下最后一个还没有解决善后事情的死人，叫“四狗子”，他是当地一个朱姓家族的侄子辈，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太爷，下有百十名三、二十岁的儿孙辈。老太爷一声令下，百十名儿孙拿着棍棒，已经数次冲击杨七爷的所谓“办公场所”，杨七爷强压住满腔的怒火，不停地解释。时而语气强硬，时而话语婉转。不管杨七爷怎么劝解，朱姓家族的儿孙们就是不买他的账。朱姓家族的儿孙们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借着为死者伸冤的旗号，呼喊着、咆哮着和谩骂着。领头的朱老六开口要五百万赔偿金，并且还要求矿方给每一个来“闹事”的人，支付一万元“误工补助”，扬言不满足要求就到带领全族到北京上告。杨七爷不怕闹事，就怕上告，因为北京还有说理的地方。阴险而残忍的杨七爷，淡淡一笑说：“好说，好说。不就是要钱吗？满足，满足。”杨七爷把“满足”俩字说的很重。夜幕降临，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膀阔腰圆的朱老五在一个僻静的小酒馆里喝的醉汹汹的走出来，他敞着怀，露出胸脯上的黑毛，两条腿乱搅着，心里想着天明就能拿到一万元的现金，心里美滋滋的。突然，韩氏三兄弟黑虎、野豹和恶狼拦住去路，朱老老五心里一阵紧张，白天那股子恶劲儿此时没有了，酒也醒了，头上冒出虚汗来。韩氏三兄弟不由分说，拿出棍棒，就从朱老五的腿上砸过去。眨眼间，朱老五的双腿就断成几节。韩氏三兄弟扔掉棍棒，走进酒馆。天亮，小旅馆里静悄悄，朱氏家族里一个人也没来，杨七爷打电话叫来朱老六。朱老六日前的暴躁和蛮横早已烟消云散。杨七爷亲自给朱老六端上茶水，递在朱老六手里。假装关心地问：“听说老五昨晚出事了？”，朱老六低着头，没有应答。杨七爷差开话题，问朱老六：“要多少赔偿金？”，朱老六心里想，为老四的事，犯不着把自己也赔进去。他轻轻地叫了一声杨七爷，说：“七爷看着给吧！”。杨七爷又笑了，拽过朱老六的手说：“还是六爷体谅我杨七爷的难处，够弟兄！”，说完，他叫会计拿出一张五十万的存折，塞在朱老六的手里。会计出去后，杨七爷从自己的黑皮包里，拿出十万现金，也塞在朱老六手里，然后说：“一半你拿着用，一半给老五治伤！”。此时的朱老六落下泪来，他不知道是在缅怀死去的四哥，还是为五哥的遭遇鸣不平。但是，他的心底里还是多少对杨七爷有一点感激的意识。太阳站在头顶，矿难就象流壶河的水，慢慢流走了。
县政府小会议室。县委书记崔宏星和县长刘民分别坐在主位上。常务副书记李逸夫和常务副县长王文同分别坐在两边。这是一个特别的书记碰头会。烟雾弥漫在小小的会议室里，门紧闭着，门外由小秘书把守着，没有崔宏星的许可，任何人是不能进来的。会议的一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解决和处理矿难的善后问题。四个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县里最大的掌权人，此时，都低着头，一根一根地吸着烟，中华牌子的香烟是那么的没有味道，茶杯里的毛尖象苦涩的菜水，换了又换。四个人时而你看看我，我又望望你，没有一个人首先打破死一般的沉寂。他们没一个人都在心里掂量着矿难，对自己官运的影响和对全县各项事业的影响。当然，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在这次矿难中有多大的责任和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会议沉默了五个小时，门口的小秘书蹲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蹲下，只好象一个“真正的看门人”那样，拿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拽拽门把手，生怕小会议室里的“沉默”跑出来一样。县委书记崔宏星的手机响了，这是一个很少知晓的号码，崔宏星接了电话。是王五魁的声音。王五魁在电话里提醒崔宏星：“前几天，黑石沟煤矿发生的井底爆炸案，死了三十多人，没有上报。希望崔书记不要错打主意！”。王五魁的一句话，使崔宏星下了决心。他掐掉烟头，站起来说：“不能上报。要象八仙过海那样，把这个弥天大案隐瞒下来。”崔宏星缓和一下口气，又加重语气说：“我们是一条绳子上拴住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更跑不了他！”。其他三个人见县委书记表了态，正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心里的一块石头都落下来。县长刘民补充说：“黑石沟煤矿是市安监局的摊子，里面有老书记做后台，他们没有上报，还派来警察封锁现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