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数年以前，民间无敢倡言之者，近则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民间公然鼓吹立宪。然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 。正是在生活急剧变化的推动下，一大批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掀起向西方学习真理的新的热潮。
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益暴露出制度方面难以克服的矛盾，以及其思想武器方面的缺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更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主义”、“学说”，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使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眼界进一步扩大了，触及的内容也大大的丰富了。从国内环境看，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也形成了南北对峙、军阀林立、各霸一方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各种学说传播，不同学术思想碰撞的空隙和空间。从而使中国再度出现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 监督及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后来一段时间内，不少学生还是把毕业做为获取功名的手段，更有一小部分学生并不读书，而是混文凭，以得到做官的资格。对于有学术研究水平的教员，他们并不见得就欢迎，甚至点名认真一点，考试严格一点，都要遭到反对。当时的“八大胡同”（妓院所聚的地方）有“两院一堂”之说。即逛八大胡同的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国会议员与大学生为最多 。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对学校组织和教员队伍实施了若干整顿改革措施，风气为之一变。在时代潮流的推动和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遂成为各种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最为活跃的场所。正如20世纪20年代曾为北大学生的千家驹所说：“北大是中国的缩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多少党派，北大学生中便有多少党派。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都可以在北大师生中找到他的信徒，都有它们公开或秘密的组织，这怕是任何大学都不会有的” 。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北京大学正是学术林立、百花齐放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教员聘用上，蔡元培说：“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字，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亲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押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北京大学会聚了一大批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级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兼职）、周作人、吴虞、马寅初、沈尹默、陈启修、章士钊、马叙伦、陶孟和、陈汉章、张竞生、梁漱溟等。各种学术思想的互相交汇，互相碰撞，大大扩展了北大师生的眼界，繁荣了北大的学术，促进了北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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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2）
兼容并包之例一：“怪人”辜鸿铭。
辜鸿铭这个名字，许多谈及北京大学历史或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文章著述，都会提到，他被称为“国宝级怪人”。说辜鸿铭怪，也确实怪。他是教英国文学的教员，却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脚登双梁中式鞋；“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辛亥革命以后反而蓄发留辫，整个一位“前清遗民”；他精通10余种外语，发音之纯正，连该语种国人也感到惊讶，他还从19世纪60年代起，花了20年时间，把中国古典十三经中的十部翻译成英文，然而平时讲课和谈话，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他喝洋墨水最多，1870年前后，即13岁就出国留学，1885年正式回国，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然而回国以后却变为思想最“守旧”的卫道士，他反对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公然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十分熟悉西方文明，然而却从中得出结论：“欧洲人所热切希望并极力去实现的民主主义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东西”，他狂热的赞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丑恶的东西，如一夫多妻制、纳妾现象、女人缠足，十分欣赏清人方洵专为缠足写的一本叫《香莲品藻》的书，并且说：“小脚女人，神秘美妙”。
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有的歌颂他的“怪”，有的欣赏他的“狂”，有的称赞他“意避流俗，求古求奇”，有的说“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我认为，对于辜鸿铭的怪异性格和矛盾行为，仅仅停留在个性品格分析是不够的，它还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内容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性特征。
辜鸿铭出身于华侨家庭，祖籍福建，儿时生活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13岁赴西方留学，成年以后回到祖国大陆，面对东方热土上对西方文明的一片赞扬之声，做为一个十分熟悉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东方人，辜鸿铭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特别是回国以后，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深深为之震撼。他认为：“东方的社会，立足于道德的基础，而西方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在东方，人与人之间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方则是金钱关系” 。他不赞成把物质生活作为评判文明的唯一标准。190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生活水平可以适当地被看作文明的条件，但它却不是文明本身”。辛亥革命以后，辜鸿铭认为革命党人急着抓剪辫子一事是“愚蠢”的，他激动地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
辜鸿铭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这些看法，显得肤浅而偏激。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许多人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研究，而出现一片盲目乐观的情况下，辜氏的有些看法不乏警世作用，有些看法也还算得颇为深刻。辜氏由对东西方文明的片面看法，导致政治上保守，甚至保皇的结论，从认识论上说，是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学习、研究东方文明的途径，有着直接关系。辜鸿铭长期在国外生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回国以后，一直生活和工作于上层社会，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书本上，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特别是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没有切身感受。离开社会实际的调查，就书本谈书本，不能真正读懂书。在这个意义上说，辜鸿铭是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近代著名学者吴宓对辜氏的评价，很值得后人参考：
辜氏于中国旧日之道德文化，其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
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
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然辜氏初非渊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3）
博通达、深思明辨之学者，于中国之文化学术，及西方之思考精神，
均不能深窥底蕴。故其言论多武断而偏激。虽有真知卓见，亦系得之
偶然，而缺乏系统之创作及深厚之修养。其人之品性及行事亦多缺失。
傲睨一切，诙谐漫骂，放荡不恭，决非奉崇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
宜出，决不是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是故吾人之于辜氏，
毁之因属不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
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
康增进也 。
兼容并包之例二：“国粹”刘师培。
北京大学的教员中，刘师培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首先，在政治上“历史复杂”而有污点。他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1901年18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又考中举人，1903年进一步参加会试，未中。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撰写《中国民族志》、《攘书》，并和林懈合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并成为以章太炎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警钟日报》遭封禁前后，刘师培又参加“国学保存会”，是该会刊物《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学术著作大多发表于此报，被视为“国粹派”领袖人物之一。1907年2月，刘师培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时又接受日本社会党人影响，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出《天义报》、《衡报》等刊物，宣传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在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时期，刘师培变节，叛离同盟会，投入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谋求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一员。1917年受聘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为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潮流。同年8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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