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特别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谈思想自由问题，如《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议会之言论》（1917年2月22日）；《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哪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16日）；《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等，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历史的教训、社会的发展、强权与思想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其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多方面的 吸取营养，包括各种微量元素、杂质，甚至某些菌类。只吃一种东西，即使再好吃，再有营养，生命也不会得到健康发展，甚至有枯萎的危险。他曾转述一段近乎戏谑的话：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营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吾人食孔子、释迦、基督、穆罕默德，亦欲使其精神性灵，代为我之精神性灵而已。但人类为杂食动物，吾人为求肉之发育，不能不兼食牛鸡虾蟹，正犹为求灵之发育，不能不兼收孔、释、耶、回之说。李大钊在这段引言之后评论道：“斯言虽近谑，亦颇含有至理。以今世国民灵的消化力（即思想力）之强，绝非孔、释、耶、回中之一家所能充其欲望者” 。世界的多样化，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6）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他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不许出版或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如革命时代的巴黎，“攻击时政之小册，传布街巷，正如蝴蝶，非复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各国关于出版，初行检阅之制，然检阅由于官吏一人之偏见，每多失当，最足为文化之蠹”。信仰自由，也是人类精神上的自然要求，“古来以政治之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败者”。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大学课堂上，既讲诸子百家之说，也讲医药卜巫之术，有助于冲破思想牢笼，发展国家文化 。李大钊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指出检查制度的缺陷等思想，还是具有警世作用。
如果说李大钊早期谈论思想自由的文章，还存有理性化倾向，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再谈思想自由问题，则更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和理论上的尖锐性。如他于1919年6月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指出，即使是“异端邪说”，当民众还不认识时，强行禁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种做法，等于把坏东西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看。人们再碰到坏东西，还是容易误信，更危险。因此，信仰错了，“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李大钊结论说：“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李大钊于1921年1月写的《自由与秩序》，针对“个人主义”者要求极端的个人自由，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而某些“社会主义”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和扼煞个人自由的倾向，着重谈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他不赞成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试想一个人如果从生下来就离开社会的环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可以选择。而“社会若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出死气奄奄的气象”，不动不流的一潭死水，能有什么秩序？自由，是个人“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秩序，是“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中，自由是根本，秩序是使各种人都能保证享有自由的一种合理的安排。
五四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辨证关系，现摘录如下：
“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
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
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
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
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
法律，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如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间，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1）
“五四”时代，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给予社会的是启蒙，给予历史的则是侵透力。各种学说流派，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极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注意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们， 一天吃过晚饭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在这样危难的形势下，我们国外留学的青年人能够做点什么来效力祖国呢？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一个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办起《科学》杂志，1915年1月就在神州大地与国人见面了。《科学》发刊词指出：“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粹“陵夷覆败，荡然若无”，“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要想“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为科学呼” 。也就是说，要想解决中国的长期贫穷积弱状况，唯有用科学这个法宝来救治。《科学》创刊号例言，还提出“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的方针，即科学必须“求真”，科学的目的是“致用”。
1915年10月，留美学生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任鸿雋任社长，赵元任任书记，胡明复任会计，杨铨任编辑部长。社章第二条规定，本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1918年，中国科学社由国外移归国内，组织和成员都随之进一步扩大。设9位董事，他们是张謇、马良、蔡元培、汪兆铭、熊希龄、梁启超、严脩、范源濂、胡敦复。理事11人：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雋、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沈阳、重庆、青岛等十余省市成立社友会。门类扩大到农林、生物、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工、矿冶、医药、理算、生计等各个方面，股员发展到604人。
随着组织的扩大，活动的增多，他们对“科学救国”主义的宣传也大大加强。1918年，蔡元培在《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中，提出当今的时代是“科学万能时代”。中国科学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范源濂，于1919年2月写的《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中系统的宣传了“科学救国”主义，他说：“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曾任该社首任社长的任鸿雋，于1920年在五次年会开会词中，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重要地位：“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 。
“科学救国”主义的出现，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守旧者，如梁启超于1919年—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公然打起反科学的旗帜。他抓住早期科学具有的机械唯物论的弱点，攻击科学论者把人类的精神也看做一种物质，从而取消了精神，导致“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他针对科学日新月异发展，“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的现象，污蔑科学使“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他认为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使得人“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总之，它把世界上许多问题的出现，都归罪于科学，科学推动了物质的进步，也给人类的发展“带来许多灾难”。对“科学救国”主义的批判还来自极左的“革命者”，如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组织创办的《奋斗》旬刊，对科学也采取敌视态度，打起反对科学的旗帜。《奋斗》第6号（1920年4月20日出版）和第7号（1920年4月30日出版）连续刊登题为《革命与哲学》的文章，认为科学是知识，革命是本能，“我反科学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科学精神，还够不上革命程度”，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理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