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青年知识分子们纷纷起来响应，并积极要求参军参干。1948年7月3日《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反映了这一情况：“一般知识青年，对我态度甚好，在平、沪的地富子弟，写信回家说蒋匪快倒，劝其父兄勿为蒋党作事。在家的知识青年，都愿接近我们，尤以较大城市为佳。在农村，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一般不反对我们，有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有的在蒋军来时向我通风报信” 。中共中央根据平津地区学生的要求决定：“北平学生既有参军的要求，我们原则上同意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吸收一万名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工作” 。这一时期，华北军大也发展到有一万一千多名学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华东军大“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三万余名毕业学员，连同福建、浙江、山东几个分校共为国家输送近5万名军政干部” ；华北联合大学也是学员愈万，“培养了文艺干部一千多人，教育工作干部二千人，政府行政干部三四千人，其他群众工作、党政工作、生产建设干部几千人” 。这数以十万计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熟悉城市，和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占领城市、接管城市，乃至尔后建设城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上述历史情况表明，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 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人生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他们为主体形成的“第二条战线”，对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参军革命的方式还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而是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只看到近代西方式教育的消极方面而忽略它的积极方面，只看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而忽略时代与社会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只肯定“与工农相结合”一种形式而否定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配合”的历史形式，是片面的。特别是把他们政治定位为“争取、教育、改造”对象，是错误的。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1）
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正如著名作家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 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五四运动以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走出书
斋 ，走出研究室，来到工农大众中，短短几年发动上百万工人、上千万农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道路。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迎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对于这段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近些年有些人提出种种质疑和否定，有人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是把事情搞糟了，若通过改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则会顺利得多”；有的认为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此乃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动荡不休的根本所在；有的认为，如果“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快得多”，一下子把清王朝搞掉“反而糟”，“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有的甚至认为：“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等等。这些看法，从方法论上说，固然有把革命与革命中的极左东西混为一谈，把今天的结论无条件的套到昨天历史的头上，以及因果倒置等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怎样看待暴力革命的历史地位？中国近代为什么会爆发革命？
早在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就此问题进行过长达几年的辩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成为两方对峙的主要阵地。1902年春，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极力散布革命恐怖论：“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以四万万人命为戏场也”。1903年5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出：“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年，邹容发表热情洋溢的《革命军》：
1、 高度赞扬革命，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
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
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
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2、 申明中国为图存发展必需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人之
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
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
不革命”；
3、 指出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
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政治上不民主，四万万同胞受
一人驱使。经济上万民之膏脂，供那拉氏一人之笑傲。“中国之所谓
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大奴隶史也”。
4、 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凡为国人，男
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等纲领。
梁启超先后发表《论开明专制于今日之中国》、《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杂答某报》等长篇文章，宣传今日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不可行社会革命”，“不能行社会革命”。其理由：中国“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治之”，“人无三代富”；“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也。……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两个问题：一、“一切生产事业，皆由国家独占，而国民不得以此竞也”，“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工厂、工地都归国有，收入“分配极均”，这样容易失去竞争，没有竞争的社会发展将有停顿的危险。二、“国家为一大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此等政府……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过大，把全国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都包下来，统一管理，会不会出现专权和权力滥用问题呢？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2）
回顾20世纪初的这场争论，革命派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唯物的观点，回答了对暴力革命的看法，阐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等问题，特别是他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争论上，而是以辛亥革命的社会实践给予了回答。由于领导者认识的局限，再加上对中国的实际缺乏深刻的了解，没有广泛的发动群众，使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争论的另一方改良派，由于坚持保皇立场，惧怕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落得个悲剧下场。然而改良派提出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经过深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梁启超关于生产资料国有与竞争的看法，关于权力集中与权力可能滥用的看法，值得后人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开始以后，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一直继续着，直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还有些人认为五四运动“让清末人的实业计划晚行了三十年，此即是说，使中国的工业化晚行了三十年”，并且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以少一番迟滞”。1942年，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发表文章指出，这种对历史的翻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改革、前赴后继地向着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不断迈进的历史，因此继洋务运动之后才有戊戌政变，跟着又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至抗日战争。“这一连串的运动正是一个接一个，一步紧一步的，向着‘中国的现代化’，‘向着自由的中国’的目标前进。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正让‘清末人’的工作一贯发展下去，中国就会自由；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假如在五年前不爆发抗战，只要和平地发展下去，中国就能自由一样”。胡绳认为，把工业建设作为唯一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去开工厂、兴实业，而对政治问题、
思想意识的改造一概不管，这是对历史、对现实任务何等地简单化啊！ 。
历史的实践是对理论认识最权威的检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经历28年的艰苦斗争，特别是经历22年的武装斗争，于1949年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结束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结束了军阀林立，人民饱尝战争灾难的动荡局面；结束了旧政权腐败无能，整个社会长久处于混乱不堪的状况；结束了多数人在绝望中挣扎，全国“一盘散沙”的精神状态。新生的共和国，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强大的生命力，全国各阶层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这种变化，给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一些老的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