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关系上，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书生气，而政治家则讲求功利。如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有人说政治的核心是权与利，通过权争取利。政治家们爱说：“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直接行动的权力也比有自由说话的特权更令人高兴”，“有能力追逐权力，并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人最高贵的职业之一”，“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过于限制我们的权力”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把权力看做十分坏的东西，“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主张对权力的限制越多越好；在如何对待行动的问题上，政治家更注重行动，要求众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甚至把争论视为有碍行动的多余的事情，如英国人麦基在其《思想家》一书中说：“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一些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断地检验信仰的假定条，那就没有行的人了” 。而知识分子则象英国皇家国防委员会那样“最大限度的研究和最小限度的行动”；在如何对待目的问题上，政治家主张“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注重从现实出发，能够做什么，并且在行动中乐于运用权术，赞许“领导人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可能会不公正地伤害某些人”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注意应该作什么，认为运用权术是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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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5）
知识分子与政治家有如此大的差异，然而由于互相的需要，又必须在一起打交道。政治家们懂得，夺取政权，仅有武力不够，还必须有知识分子参加，或者争取舆论的同情，正如拿破仑所说：“一枝笔可以当得三千支毛瑟枪” ；夺取政权以后，仅仅靠马上治天下更是不行，还得有大批的文官。因此，知识分子一直成为政治家们拉拢、“统战”的对象。知识分子要干一些大的社会事业，仅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有所做为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离开权力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有时候知识分子必须争取政治家的许可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既有矛盾，又互错互动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演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剧：慷慨悲歌者有之，不卑不亢者有之，诚心诚意者有之，诚惶诚恐者有之，无可奈何者有之，上当受骗者有之，卑躬屈膝者有之，阿谀逢迎者有之。对这些现象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言以蔽之。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
五四运动以后，人文知识分子们围绕中国向那里去，中国的文化向那里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向那里去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反思，从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一部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之路；一部分人继续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成为自由主义者；还有一部分人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曾对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抨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需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即使在当时，这一批判所表现出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形而上学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历史早已翻过了一页，今天我们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者尽管所代表的真理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战争决定一切”的破坏年代，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宣传社会的渐进性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对革命不能不说是有益的补充，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理论著作对后人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认识中国的文化问题，认识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
恽代英在1927年3月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对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做过如下记述：“一种是主张要读书的——胡适之便是一个显例。他就五四的经验，以为专事开会巡行来救国，是不行的；……他以为是由于中国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张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学术不可！……他并且影响了许多学生跟着他走去，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另一种是不相信胡氏的读书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不赞成开会巡行的法子，以为要救国须先改良社会，所以这般人便去办书店，设工场，设学校，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的计划。他们以为倘全国的人都能如此，将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来，中国便会达到好的地位，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 。
胡适，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专靠青年学生开会游行的办法不能有效的挽救国家危亡，要救国就要从重振文化入手，具体办法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研究问题”，即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输入学理”，乃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整理国故”，就是通过整理古代典籍，“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对旧文化， 要反对盲从，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通过上述办法，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适的这套主张，其积极方面是继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强调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他重视再造文明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正如一位专家指出：“文化力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 ，文化的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对社会政治变革起着前导作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胡适本人在“再造文明”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胡适的悲剧在于，当历史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把政治推向非常突出的地位时，他却想避开###，“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陈独秀语），这就使他扮演了“诵五经退贼兵”的悲剧角色，也把自己置于时而声言“不谈政治”，时而大谈政治的尴尬地位。胡适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的了解，往往停留在书本上，而对活跃于社会和民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就使他的“再造文明”实际上变为“全盘西化”的主张。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2）
蔡元培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提出：“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 。因此，主张“教育救国”。蔡元培和胡适有所不同：1、他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社会价值和对学生自身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年以来，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知道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这个影响实在不小”，学生们通过“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和平民社会直接接触，更是增进阅历的一个好机会” ，2、他并不认同“钻故纸堆”的做法，而是强调学术和知识的应用，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
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 。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杏佛，对“教育救国论”者“鄙视政治运动而不为”的弱点，做了重要补充。他一方面肯定：“中国尚文，当政治污浊之际，士常能以气节文章左右风气，挽回劫运”，称赞蔡元培面对腐败政府“一怒出都，以不合作主义为国人倡”；另一方面指出：“欲贯彻教育之主张，必先有政治修明之国家”，因此，“学者生当乱世，自当以救国救世为先勇”，他赞扬大科学家美国的佛兰克林和法国的拉瓦谢非，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功臣，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烈士 。
被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的著名学者丁文江，对政治的态度则与胡适、蔡元培不同，他是自然科学家，也是人文学家和“学术界的政治家”。在努力研究地质科学的同时，积极参与创办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抨击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时政，和胡适等人一起鼓吹“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发起了由众多学者参加的近代史上有名的“玄学与科学”的大辩论，宣传“科学的知识论”，“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批评胡适：“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丁文江对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态度是矛盾的，有些看法入木三分，并且具有相当的预见性，现举数例：
丁文江言论之一：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一年以前我又曾
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
自己：‘何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
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
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
道：‘苏俄的地质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