飨呐溃心Χ荡吹挠跋欤戳嗖痪�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教师都检查了自己对待学习苏联科学的态度，……使米丘林学说首先在政治上占了上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有《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张目，直到1960年，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10。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2）
建国初期在自己毫无经验，又受到英、美等国封锁的情况下，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有它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如引进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苏联文学和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对广大青少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马特洛索夫、丹娘、夏伯阳等英雄形象，激励了一代人。然而，由于苏联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存在着缺陷（如过分和###联系在一起），以及宣传中的过分理想化，引起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感，特别是对“技术一边倒”的口号，人们很难于接受。如1953年4月14日天津市委在一份反映天津工程技术人员情况的报告中说：有些人“不相信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怀疑‘技术一边倒’，……市政工程向王立租（祖？）认为：‘学习先进经验，那一国有就学那一国的’，‘说是先进经验，谁知道是不是先进！’中央水利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硬说修‘布可夫漕’是浪费的事情”111。有些知识分子还从更深层次提出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这里，我把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有关言论摘录如下：
“现在苏联科学上已经各方面落后了，……拖拉机、汽车生产的质
量还不如捷克。如自动化、电子管等也都落后了。又如连续浇铸，
1939年我在加拿大时，人家早就用了，而苏联现在还只试验成功。
……我问：‘为什么苏联科学技术会落后呢？’他说：‘由于科学家没
有发言权；由于过去闭关自守，不重视英美科学技术的资料。……还
有苏联的机构制度问题，太集中，在苏联要实行一种新的工艺过程，
手续十分繁杂，很不容易，……再有保密制度太死，影响了科学技术
发展，……最有苏联高等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干部创造性太差，这和教
学计划是有关系的’”112。
“苏联的工程师太多了，在工业中缺乏新的技术，这是由于惰性
和计划的限制”113。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伟长，还对苏联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114。
历史学家雷海宗则从更广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尽管不无片面之处，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同一天《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尖锐地指出：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疲乏”，“研究批
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
所知”；
“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
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
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
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例下和资料
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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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3）
“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
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
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
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年革命问题。……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
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15。
不少知识分子对“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意见反映到中央，起初并未引起领导人的注意，如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11月26日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技术一边倒’发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16。直到第二年即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划，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象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117。这一文件纠正了“向苏联学习”初期把技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倾向，并且提出“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对苏联经验本身，则不言而喻的仍然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着手纠正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反冤假错案，围绕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的展开争论。到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判斯大林。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要引以为戒”118。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好的思想。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19。1956年3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在访华期间，谈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训时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社科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120。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把这一方针正式公布于世。陆文说：“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报告”说：“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争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21。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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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4）
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和“二百方针”的出台，曾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积极的反映，有的甚至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有些人在欣喜之中有担心，认为只是“乍暖还寒”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然而不管怎么说，政治空气一度趋于缓和宽松，知识分子从压抑中活跃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从当时###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中可见一斑。“汇集”归纳了下面提出的三十三个问题，现摘其要者录于下，并附骥以笔者的评述：
一， 有的认为：“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
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
而治”。——＇按＇：这一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实行的科学事业上的领
导和管理体制提出质疑。
二， 社会科学家们认为得不到调查统计资料，不能切实地做研究
工作，自然科学家“对工作条件的兴趣，比对百家争鸣的兴趣高。纸
张供应紧张后，关心科学成果能不能发表的人就更多。现在我们没有
一套发表和评定科学成果的健全的制度”——＇按＇：没有健全的科学
管理制度和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