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的常识”140。
官本位体制对文化学术事业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重视官的权威性的同时，在学者中大力推行“群体意识”。——打着群众路线的幌子，反对个人冒尖。我们国家在培养人才上，从小学生起，就在老师的绝对权威领导下，要求学生处处整齐划一，循规蹈矩，考试要求统一的答案，发言不喜欢有不同的声音。到科学研究单位，在统一规划下确定研究课题，课题的实施也往往要组织“大兵团作战”。等等。其负面的后果，在此体制下限制精英，培养平庸，对文化学术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位学者就这个问题讲的意见值得重视：
“在学术和专业发展的历程中，从业者组成了学会，聚集于大学
或研究机构，这对互相支持、传递信息、奖励杰出成就等，都起了很
积极的作用。但学术界的体制群体，往往也对创新者有负作用。这部
分是因为新的想法对权威是一种挑战；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多数人恐
惧在新思维的冲击之下，世代艰苦建成的知识大厦会土崩瓦解。
哥白尼一直到临终才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不是因为恐惧教
会的反对（……），而是不敢面对天文学同行的嘲笑。远在与教会的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9）
矛盾激化之前，伽利略的学说已引起了意大利大学里服膺亚里士多德
教条的学术权威一致的敌视。现代集合论的奠基者康托就因为他对实
数性质的发现，被当时的数学界权威视为异端，终其一生未能在德国
的重点大学里获得教席“141。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1）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建党64年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从1921年到1928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不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还有方志敏，都是大知识分子，所以这一阶段不存在排斥、打击知识分子问题。
从1928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为第二阶段。当时革命失败了，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说就是给大知识分子弄坏了，党内大批引进工人，包括项忠发、顾顺章等。大批知识分子被打下去。张国焘自己是知识分子，也杀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
从1936年到1956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我们是正确的。毛主席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倡爱护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第三阶段以后10年，主观上好象问题解决了，没有一个文件讲这个问题。所以，一到1957年就抓“右派”。
从1957年到1977年为第四阶段。又犯错误，不断排斥知识分子，什么“右派”、“臭老九”、“反动权威”。毛主席本身也经历这个变化，从重视知识分子到轻视知识分子。
1977年以后为第五阶段。我们重新开始继承毛主席第三阶段正确的东西，充分尊重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42。
胡耀邦的“五个阶段”说法，讲出一个基本事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历史上曾经大起大伏。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起大伏？每个阶段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怎样评价党 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理论认识？怎样估计“苏联文化模式”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足以认真的总结并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建党前后和建党初期，个别领袖曾从理论上探讨过知识分子问题，如陈独秀于1921年1月22日《在工业学校演说词》中，提出“工程师和技术家，皆用脑力，都是劳动者”，“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然而在党成立以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设党，如何开展工农运动。因此，党的领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视角观察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他们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指出近代史上三合会、洪门会、太平天国等失败的原因之一，皆是不信任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143。也看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没有充分发动工农，“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括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144。知道搞政治、搞革命、搞群众斗争，离开了知识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感到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或弱点），与党的建设和群众斗争的需要不协调。因此，对知识分子更多的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恽代英曾写过《为甚么智识阶级不能依赖呢？》、《秀才造反论》等文章，指责知识分子“空话多而实际行动少”、“很不容易有纪律的行动”，“争当领袖”等，甚至把革命事业与科学技术对立起来，认为没有社会的改革，“多一个技术家，便多一个流氓”。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吸取了十年内战中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39年12月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并提出：“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口号145。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发布的许多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精神。如强调“不要把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如缺乏组织性等）当作政治嫌疑看待”，“应加以信任”146。提出“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贫农、革命知识分子的军队，亦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的军队”147。1941年8月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关于培养知识干部的指示》更从“现代化”的认识高度，给知识和知识分子定位：“我军建设目标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有高度战斗力的强大的正规军，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质量，而且要能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准备大批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干部。因为要掌握现代技术，没有知识，不懂科学是不成的”。1942年9月17日，军委总政治部又提出对知识分子“容”、“化”、“用”的政策，“容”即“容纳”，“化”即“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用”即“正确分配工作”。
1949年前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2）
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有四件事，对党的领袖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四件事是：清算教条主义，中央研究院肃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以“第三条路线”和“民主个人主义”的批判。
十年内战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统治全党，教条主义之风盛行，毛泽东身受其压，深感其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党开始清算教条主义，树立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对于全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在清算教条主义过程中，毛泽东也产生了某些偏颇之处。胡乔木曾说：毛泽东写的几章清算教条主义的文章“用语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148。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若干片面的、过头的看法。如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特点，以及现阶段存在的不同社会分工，指责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作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认为学习书本知识“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牠，牠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甚至指责教条主义的书本知识“实在比狗屎还没有用”149。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当时院里的知识分子多，年青人多，办了个《矢与的》墙报，鼓吹“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王实味也发表文章，主张在生活待遇上搞平均主义，对延安的某些问题冷嘲热讽，表现出很大的情绪。他的文章在延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表示同情，从而引起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关注。王震看了墙报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150，指出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且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151。在中央研究院具体开展整风过程中，又出现新的矛盾。院长李维汉提出：“院务会议决定，院长、秘书长及各研究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王实味带头反对，主张都由大家选举，他的意见得到很多人支持，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由大家选举的84票，同意由院务会议决定的只有28票。王实味的言和行不仅为自己换来一顶“阶级敌人”的帽子，和他有交往一批人被打成“反党集团”。1986年，胡耀邦在回顾党的历史教训时曾说：“从延安时期的批王实味，后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152。
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