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新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如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欧榘甲、韩文举等。
1897年4月（一说秋天），维新派人士和湖南地方绅士黄遵宪、谭嗣同、江标、陈宝箴等，在长沙又创办另一所新式学校——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总教习，唐才常为助教。教学贯彻“经世致用”精神，课程内容中学与西学并重，“西学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学、历史、法律学、政治学，同时也有大量的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梁启超亲自讲民权学说，他指出，国家非一人一姓之私产，乃“国民之公器”，要复兴国家，必须提倡民权，“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著名将军蔡锷以及李炳寰、林圭等，都是该校的高才生。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4）
1894年严复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1897年谭嗣同等创办浏阳算学馆。与此同时，一批中产阶级革命家也开始筹建民办学校，如1897年在日本横滨成立华侨子弟学校（后改名中西学校、大同学校），徐树兰等在绍兴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后改名绍兴府学堂，由蔡元培任校监督、总理），1898年，陈芝昌等捐款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黄宗仰、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学会，主要任务之一是设立学堂。1905年，陶成章、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名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春，革命派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公学，吴雪涛在贵州设立三所鼓吹革命的小学，如此等等。维新派和革命派办的这批新式学校，为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准备，也培养出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改革与革命的骨干力量。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还和外国教会势力的入侵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开办了最早的新式学校。教会学校的具体目的，是为培养牧师和教会学校教师，更深层的目的在于给“学生以智慧和
道德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 。
1842年，“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最初只有学生6人，我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就毕业于该校，当时学习的课程有：中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等。1844年英国人在宁波成立女子学校，学习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还有缝纫、刺绣。1845年，美国人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后迁至杭州，改名育英书院，为之江大学前身。1850年，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创办清心书院，英人创办英华书院，法人创办徐家汇公学。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办格致书院，法人在天津创办法汉学堂。1864年，美国人在北京开办育英学堂、贝满女学堂，等等。到1890年，仅美国在中国所办初等小学就有1032所，学生16310人，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3819人。后来，学校日益增加，学生人数也迅速多起来：
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
材料来源 年 份 人 数
1877年教会大会记录 1876 5975
1890年教会大会记录 1889 16836
教会百年记 1906 57683
中国教育年鉴 1912 138937
中国教育年鉴 1915 172973
中国教育年鉴 1916 184646
中国教育年鉴 1917 194624
中华归主调查 1918—1919 212819
中华归主调查 1920 245049
（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外教会又在中国陆续建立起一批高等学校，如美国人1871年在武昌建立文华大学，1885年在北京建立北京汇文大学，1901年在上海苏州建立东吴大学，1904年在广州建立岭南大学，在上海建立圣约翰大学，美、英等1906年在北京建立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10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大学，在成都建立华西协和大学，1913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女子大学，1917年在济南建立齐鲁大学，1919年在北京建立燕京大学。1917年《中国宗教年鉴》对美英在华高等学校数及学生数统计如下：
国 别 高等学校 大 学 学生数
美 国 11 3 3776
英 国 18 1 3767
英美合办 5 4 1949
合 计 34 8 9492
应该怎样评价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培养的学生呢？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外国教会一律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华代理人。这些看法是否过于简单化、情绪化了呢？我们不妨也听一听与我们持不同立场的西方学者的看法。《剑桥中国晚清史》对这一问题，阐述了如下意见：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些人，“由于拥有高级学衔和比较专门的兴趣，他们与其说是牧师，到不如说是职业教育家”；“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起了主要作用”；“即使从这一较狭窄的意义来看，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改革思想和活动的影响也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新教徒学校里讲授非宗教性的科目，还有新教徒出版物上介绍的西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养成了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有几位传教士，其中著名的是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他们都成了中国的热情宣传者，并且和官场内外中国的改革派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和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传教士本人就是妇女，……她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任教员，有些人被培养成医生。此外，新教教徒中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这些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也带来积极的影响 。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5）
西方学者对待教会势力入侵中国的这段历史，自然有淡化和美化其祖辈侵略者行径的一方面，然而他们所讲述的某些历史现象和所作的分析，也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从根本上讲，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西方列强的入侵，把中国带入更深的灾难之中；一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的社会和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西方的入侵，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也应视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从政治上看，这部分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侵略势力的代理人，其中一小部分成了西方的附庸，多数人仍然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宗教人士，甚至有些革命家（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早年也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国最早留美学生之一的容闳，在美学习8年之久，称美国为“第二祖国”。当美国要求他毕业后当传教士时，却遭到他的拒绝。容闳满怀报国之情，回国工作，积极投身洋务运动，为推动工业发展献计献策。下面我把容闳写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的一段抄录如下，其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甚为感人：
“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
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
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
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我可以
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我就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
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
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
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
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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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1）
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笼统的说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儿、附属品，有悖于历史事实。套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来解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也显得牵强附会。
1、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
中###史和近代史讲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之一是，它诞生于外国在华工厂企业和官办洋务企业中，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看法，也完全适合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最初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外国教会学校，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一批官办学校的兴起，使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70年代开始外派留学生，90年代民办学校出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清朝学部统计，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学生数达1626720人 。康梁维新变法运动，标志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活跃的社会力量。
与之相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晚了许多。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自一八八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地生长起来” 。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上层和中下层势力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阶级力量” ，“一###四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洋务派‘新政’的破产。洋务派把持工业的失败，给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工业，，以求自己的发展” 。直到1900年间，“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七十九个，其资本总额为一千七百多万元，这个数目是很小的 。民族资本企业的初步发展并形成一个兴旺局面，是在20世纪初。可以说，中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