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不好懂。如果此前披露的‘自杀死亡’者，已经按以前宣布的办法‘抚恤’了，如果这期间再没有人‘自杀死亡’，怎么存在‘已停止抚恤’呢？难道郭先生或者新闻媒体不知道这样的语言会引起歧义吗？郭先生说，‘最近虽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这似乎表明，‘已停止’是针对‘已死亡’的案例，即不仅对‘要求高额赔偿’的部分不赔偿，而且对以前承诺和宣布的赔偿‘已停止’？”
作者对此事义愤填膺，还对郭台铭的为人作出了指责，提醒他应学会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我觉得郭先生忘记了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一个国家的劳动法，不能随便违背，加班时间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当然，这一点没有人追究你，对此我很惭愧，但这不是你的胜利），一天24小时，不能两班倒而必须三班倒，这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芝加哥工人争取来的胜利。
我愿意着重说一下，一个人在12小时连续处于同一个动作的机械操作下会出现什么状况。这是自然的。打个比方说，我在媒体上看到郭先生与某女明星跳拉丁舞的图片，我想，跳舞那个动作对于郭先生来说是愉快的吧。但是，请你保持12小时试试看。所以，我对媒体上说工人‘弯腰去捡掉到地上的东西就不想起来’的情节印象深刻。
工厂不能军事化，保安不能随便打人，工人寝室的钥匙不应该交门卫，而要自己保管。再就是，在这种工作强度下，工人的‘基本工资’不能按在深圳市2008年公布的最低线上（这等于软暴力强迫加班啊）。郭先生甚至说，他的管理目标是要让工人成为‘聪明的机器’。这话说明，郭先生真是一位戴眼镜的原始人，他还不知道，工业文明早就在反对把人变成机器了！” 。。
国内媒体的关注（2）
该篇报道除了对郭台铭的为人大加批评，还在报道最后正告郭台铭公布死者遗书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逝者长已矣，惟愿他们安息。你想以此证明，人家是以死来骗取你的抚恤。这个立论也许不是你的发明，我也看到有别人提。但是，我要说，这还是太过分了。我就没有看出那封遗书会支持你的冷血论点，而是看到了真正的法治不健全、资本太强悍、工人太弱势的时代悲剧。”
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郭台铭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他的富士康集团曾是深圳市的明星企业，曾经辉煌一时。只是此事弄得郭台铭措手不及，那么富士康该如何应对此事呢？今后该怎样发展呢？
对此，2010年6月8日《证券时报》记者刘丽，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富士康加薪与产业转移提速》，文章指出：
“富士康昨日宣布，自10月1日起，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上调为每月2000元。
这将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基层员工薪酬水平，加薪幅度达到66％。大幅加薪引得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片哗然，对这些赚的就是人力成本差的代工型企业而言，加薪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缩小。
郭台铭表示，有计划将厂房迁往中国西部。
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透露迁厂的计划，早在2008年，富士康就证实了厂房将大举西迁的消息。
当时鸿海集团发言人丁祈安表示，2006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内地工厂人力的重新布局。郭台铭曾预计，整个迁移过程将费时3年。如今看来，西迁进程可能加速。
相比于第一代打工者，第二代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家门口打工；如果大城市不能提供比家乡足够优厚的工资，他们可以选择回家。
高中毕业的小西（化名）在广东一家服装厂打工不到半年，就返回家乡湖北的一家服装厂上班。因为在家里打工，一年也能赚一万多元，在广东的工资每月比家里多了几百元，但花费更多，能存下的不比在家乡多。
富士康的连续加薪，极有可能为正在进行中的产业转移再添‘一把火’。有消息称，沿海人力成本的持续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台湾地区电子大厂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广达、英业达等大厂均已加速迁厂内陆重庆。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明星企业迁移引发的羊群效应不可小视，其往往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迁移。”
新闻杂志类
根据2010年6月2日《新世纪周刊》上一篇文章《震撼富士康》报道：
“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旧秩序井然，高速运转。一些打工仔物伤其类，已经离开；另一些年轻人仍在川流不息地涌来，争相进入这个‘从不拖欠工资、保障良好的’最大代工厂的围城。
一位员工面对3平方公里的园区感叹，这里犹如孤城内外。城外的斑斓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出城只是看看，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城里。’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人龙就已经排在了富士康园区的普工招聘点。即使是2010年春节后，全国‘民工荒’最严重的那段时期，富士康招募人数最多的一天仍可高达8600多人。”
在偌大的富士康里，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企业为了维持最低利润，把压力分解到每个员工头上，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全部被剥夺。他们每天除了上班加班外的剩余时间，他们做什么呢？对此，该文章指出：
“他们去公司网吧，但是网吧每次都爆满；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他们更愿意看书，以‘提升’自己。富士康一名在职只有高中文凭的女工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龙应台和海子，最喜欢的诗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男工会选择在短暂休息时间买彩票、买马；女工则盘算着将来用在富士康打工积累的资本金做点小生意。
工人们用‘屌毛’来称呼除自己外所有其他人，这一称谓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抹去种种人为的等级层次，使自己跟所有人变得平等。
他们各自背负着一定的家庭经济责任，或是要在家乡盖上新房，或为了让弟弟妹妹有钱读书。他们习惯了漂泊，大多仍保持着‘农村户口’身份。他们读了中专、大专乃至大学，毕业走出校园后，却依然像父辈那样，走进工厂的流水线，成为中国廉价的加工产业链上的一环。”
“‘来者不拒’的富士康，生产线更是绝无停顿。加班加点极为常见。这对于绝大多数抱着“赚钱”目的的普工来说，不完全算坏事。刚入厂的普工基本工资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大多数人都要靠超时加班费维持稳定收入。每月加班超过120小时的普工，月收入可以超过2000元。
在富士康，员工具有超长加班的充分条件。吃饭和休息时间被严格规定，早班从7点30分开始，12点至13点吃饭，你不会有更多的时间；换洗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送到规定地点，由洗衣公司统一处理；园区里提供医疗设施、运动设施、休闲娱乐的电视和网络，以及图书馆，使你不需要到外面耗费可以用来干活的时间。”
富士康除了超强度加班和快节奏工作，让员工感到深恶痛绝的，是无处不在的约束。代工的保密要求，是富士康“门禁管理”异常严格的理由之一。工厂所有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摄像头监控，进出厂区的所有物料、物品、文档等均被要求依据流程提出申请，并主动接受各级门岗警卫的监督。
该报道指出：
“从工厂大门到各厂区，每一处都设有门禁。电脑、笔记本电脑、光碟、磁碟、移动式存储设备、多媒体拍摄设备、可拍照手机、智能手机等，都是被列出的要受到严控的设备。
和严格的门禁相应的，是如军队般的铁的纪律。入职体检是让他们难忘的第一幕。上千人在烈日下，由教官大声呵斥。大家同时在教官的指令下，抬手抬脚，下蹲起立，左转右转，不允许掉队，不允许慢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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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媒体的鼓噪
自从今年以来连环跳事件发生以后，各大媒体齐聚富士康，当然境外媒体也不会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推波助澜，让本来就很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港台媒体
自2010年5、6月份以来，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跳楼事件，作为富士康集团的领导者郭台铭先生一直奔波于台湾与深圳之间。
据2010年5月27日香港《星岛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富士康14跳！郭台铭吓得连夜往深圳赶》，郭台铭已被这事弄得焦头烂额，疲于应对。此篇报道说：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26日抵达深圳龙华厂区，就半年内发生员工‘11连跳’，向员工、家属和社会三鞠躬致歉，不料返回台湾地区后不久，当晚11时22分，富士康竟再发生员工‘第12跳’身亡的惨剧，难以置信的是，27日早又传出‘第13跳’，一名女员工受重伤。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第14跳’被有关人员阻止。收到消息的郭台铭立刻乘私人专机，再度飞往深圳。”
此前，也就是26日，郭台铭一早从台湾地区乘搭专机抵达深圳现身深圳龙华厂区，全程带领两百多名记者参观。郭台铭下午2时召开记者会，称对连串员工堕楼事件感到非常沉重，并致以最高歉意，又向在场媒体、员工三鞠躬。哪知道，郭台铭刚离开深圳，当晚又发生“第14跳”。
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一石激起三层浪。各大媒体极大关注，曾看到台湾地区一家媒体《今日新闻》2010年5月21日报道《要自杀到富士康，一跳保全家》，真是骇人听闻。不知道此事是否属实，但无风不起浪。让我们来看看它们是怎么说的：
“2009年7月的孙丹勇事件，在百口莫辩的情况下，他纵身一跃自杀身亡。事后公司与他的家属达成协议，承诺除发放抚恤金约人民币36万元外，每年还给双亲3万元人民币的零用金，算是代为照顾父母后半辈子。
从此之后，网络上就流传‘要自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