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喜剧、有歌舞杂耍表演的咖啡馆、时事讽刺剧（牧羊女剧场的首场时事讽刺剧演出可以追溯到1908年）迷住了巴黎的各界名流。但是在这个社会阶层划分极为严格的社会里，登台表演的女人会被认为是轻浮的，只有业余演员可以置身事外。但是业余和专业的分界线非常模糊，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可以假装弄错。
奶奶和莉莉姨妈常常会说些让西蒙娜不快的话：“什么？你妈妈还在东奔西走？”或者女佣露易丝也叽叽咕咕：“你们看夫人穿成什么样子了；真是个怪人！”这是因为当时探戈裙和巴亚德阔条布裙流行，弗朗索瓦丝已经不再像在凡尔登时那样保守地打扮，她总是穿着“扎眼的服饰”。
布拉瑟尔的破产和乔治对戏剧的热爱的确让这个资产阶级家庭逐渐滑向了社会的边缘。“波伏娃家的人不属于任何阶级。”后来西蒙娜最好的朋友的母亲这样说过。西蒙娜一直都记得这句话。后来，她也在自己的《*》和小说中用辛酸的笔触描绘过她所生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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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帕纳斯的葡萄树（1）
蒙帕纳斯是西蒙娜的故乡。除了1931年秋季到1936年夏季这五年间她被“流放”到了马赛和鲁昂之外，她都生活在利翁？德？贝尔福和瓦万十字路口之间。这位土生土长的蒙帕纳斯人十七岁时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为了反抗刻板的教育，她常去泡当地的酒吧；二十一岁时刚成年的她取得了大中学校教师资格，她也选择了蒙帕纳斯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孩提时代，她就非常喜欢溜进餐厅里通过橱窗，长时间观察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
1914年以前，这一带看起来还是一派乡村景象，很多宁静的小角落自巴尔扎克在此居住以来就没有什么改变。让？谷克多曾回忆过这里的葡萄园、蓿苜地，还有街道上铺路石的缝隙间长出的杂草，但是蒙帕纳斯还是迈开了都市化步伐。一幢幢新盖的大楼在农场和修道院周围的菜地果园间拔地而起。居住在这里面的是些记者、艺术家、美术学院教师、法兰西研究院的成员、作家，由于这里离索邦大学不远，也吸引了不少大学教员和一些政治人物。这些有产阶级更愿意居住在田园圣母教堂附近。波伏娃一家所在的那栋楼房位于大道旁最不起眼的地方。这是个圆形的建筑物，一个围着铁栏杆的突出的石头上开了些法式小窗——这就是所谓的阳台，这种称谓确实有些夸大其词。楼房的入口位于蒙帕纳斯大街上的帕纳斯咖啡馆和罗通德咖啡馆之间；餐厅和客厅的窗户朝向拉斯佩尔大街：这栋房子和拉斯佩尔大街那边的“有产者的大楼”非常相似，但在那些大楼里是富有家庭居住的豪华套间。
波伏娃家的房子照当时的标准来看非常小，它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拿来和乔治位于圣－日耳曼大街的漂亮房屋作比较，也无法和弗朗索瓦丝童年居住的凡尔登的高大住宅相提并论。这套房子只有两间卧室。西蒙娜和年轻的利穆赞女佣露易丝？萨尔玛迪拉共住一间。她们的卧房设施简陋，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挂在木制的仿古雕刻大床的上方的慕里略《圣母升天图》的复制品。
妹妹艾莲娜睡在一个折叠式铁床上，晚上铁床被推到通往乔治办公室的狭窄走廊里。办公室光线不好，挂着红色天鹅绒窗帘，家具是梨木制成的，表面被漆成了黑色。餐厅里放着亨利二世时代的笨重家具，玻璃门上挂着有凹凸花纹的丝质门帘，餐厅与客厅相连。整套房子里都铺着化纤地毯，装有暖气设备，只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浴室。在当地很多新建的楼房里，煤气和洗碗槽里的冷热自来水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极为舒适的设施，五十年前为奥斯曼大楼配置的浴室和电梯在当时也算奢侈，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用。
蒙帕纳斯也有它大众化的一面。一个名叫朱格拉的木材煤炭商占据着后来法兰西学院的场地。对于西蒙娜来说，煤箱和瓦万地铁站阴暗的入口就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每天都会有去往卢森堡的驴群和羊群从大街上经过。星期天，巴黎人喜欢到葡萄酒商的露天座上呼吸新鲜空气。露天座周围有些鬼羽箭，夏天的夜空中满是飞舞的萤火虫。流动商贩、表演动物节目的艺人、露天管弦乐队让这里热闹非凡。这种景象其实早在17世纪巴黎人来蒙帕纳斯的磨坊就着淡酒吃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一战爆发前夕，蒙苏里公园与王宫之间仍然有公共马车来回往返。那里有很多马厩，吸引了马具皮件商、马车制造商、漆匠、马蹄铁匠等很多手艺人，独具特色。接着，汽车逐渐取代了马车，这些马厩也就被以低廉的价格改造成了画家的工作室，蒙帕纳斯变得更加秀丽别致。人们在农场里购买牛奶、鸡蛋。流动商贩到处叫卖他们的商品：花、蔬菜、海绿、窗玻璃和鸟，等等。西蒙娜还记得一个街头艺人出售的中国女式小阳伞和水中开放的日本花，那真是些梦幻般的东西。
蒙帕纳斯的葡萄树（2）
1914年以前，电在巴黎这个小角落里还是奢侈品。天一黑下来，黑暗便笼罩了一切，只有葡萄酒商的乙炔灯发出微弱的光。这一带并不安全，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拾荒者常喝得醉醺醺地去结账，情侣们在能容车辆通过的大门洞里慌慌张张地亲热。晚上6点以后，正派的女人就不应该在街上出现了，那是冒险的行为。蒙帕纳斯是个神奇的地方，悲惨、奢华、花哨和天才交织在一起。
西蒙娜没有多少玩具，也很少有什么好玩的事当作消遣。她的父母带她看过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坐着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场面，后来她还参加过加列尼的葬礼，还有些四旬斋的第三个星期星期四的狂欢日*。她特别喜欢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在罗通德、多姆、巴蒂餐厅这三点间来来往往的人流，这就是阿波利奈尔所谓的蒙帕纳斯人。
巴蒂是个著名的酒商，曾经在诺昂乔治？桑家厨房做过学徒。他的餐厅是林荫道上消费最高的去处，里面总有很多的美国人和德国人。那里只供应一道菜。1912年以来，阿波利奈尔的朋友们创办的《巴黎之夜》的撰稿人每个月都会来这里聚会。在罗通德咖啡馆，花十二苏买份奶油咖啡便可以在那里坐上一整天，看桌子上各种语言的报纸，听听当地艺术家或工人的故事，没完没了地讨论。莫迪利亚尼、毕加索、基斯林都是那里的常客。列宁、托洛茨基、扎德金、莱热、布朗库西、帕斯森、画家、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智利人、瓦拉几亚人、印度人，甚至还有一个自称是加拿大殖民者柯贝尔的兄弟的直系子孙的印第安画家兼诗人，都相继来到了这里。有些人因为贫困或是落拓不羁而穿着怪异：有人身上披着厨房用的帘子；有人穿着带洞的睡衣；还有人戴着伦勃朗式的帽子；“光脚的神秘主义者”戴着没有镜片的单片眼镜；有些女人披着安达卢西亚披肩，另一些则穿着从跳蚤市场买来的灯笼袖裙子。
在这里可以看到后来成了萨特和波伏娃朋友的毕加索。他眼睛上有一绺黑色的头发，穿着网眼衬衫，扣眼上挂着根表链，这位古怪的艺术家还在活动袖口上画了花花绿绿的菱形图案。还有个男人，戴蓝色眼镜，鼻子一边被涂成了红色，另一边被涂成了绿色。有一个人总是带着四把雨伞；他从其中一把雨伞中拿出一只惊恐万分的小黑猫，把它放到行人的鼻子下，请求施舍；有时他也坐下来，消费点什么，从他的一把雨伞中拿出两个高顶皮军帽穿在脚上。罗通德的常客都是些泥瓦工、粉刷匠、油漆工、马车车夫、养马人，也混杂着一些艺术家。
十字路口的这些咖啡馆吸引了一些管弦乐队和街头歌女，她们常唱的歌观众都可以齐声附和了。就在战争爆发前夕，罗通德咖啡馆换了主人，于是这里有了另外一种风格。他们在底层和二楼之间建了一个大餐厅。新的顾客大量涌来，其中有林荫大道区的巴黎市民和喜爱秀丽风景的外国人。当法国人在把储蓄投资在俄国地产上的时候，这些喜爱美景的外国人则把资金投入法国这个“生活甜蜜”的国度。在任何地方法郎都可以和黄金自由兑换。日常交易中仍然使用金币和银币。和新法郎替换旧法郎时一样，支票簿也受到了公众顽固的抵制，而且“持有支票的人”也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在瓦万十字路口没有“持有支票的人”，却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声音。穿着皮衣的女子和穿着燕尾服的男子坐着私家车前来。罗通德的新老板疏远了那些衣衫褴褛的老顾客。在《外省女人》中，吉罗杜幽默地说：德国人宣战是因为他们“对蒙帕纳斯的渴望”（Sehnsucht nach Montparnasse）——“只有到蒙帕纳斯来的时候他们才愿意一起走过来而不是一个一个坐火车来”。 。。
蒙帕纳斯的葡萄树（3）
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西蒙娜都会看到这些罗通德咖啡馆的常客，对于一个接受资产阶级道德规范教育的小女孩来说，这种生活环境出人意料。上午10点，楼下的大厅早早地就挤满了人，喝酒的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还有人一边喝酒一边弹钢琴。醉醺醺的美国人在唱歌；俄国人在高谈阔论，不时夹杂着杯子摔碎的声音。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女子挤在软垫长凳上，注视着这一片乱哄哄的场面。短头发的美国女人仍然穿着晚礼服戴着白手套，喝着香槟和大杯的各种颜色的利口酒。
将近5点，华灯初放，罗通德咖啡馆便陷入了疯狂之中。喧闹声震耳欲聋，里面夹杂着“黑人的节奏”和各种语言的叫喊声，人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享用晚餐。“敲击者”——人们这样称呼在酒吧或舞会中弹奏钢琴的人——常会被顾客取代。
吼叫声划破夜空。醉醺醺的莫迪利亚尼从那些坐着说笑毫无防备的客人旁边经过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