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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不相信眼泪，哈哈大笑，并拍我的马屁，感慨地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我自然成了大英雄。大家主动问我，接下去玩什么。我很亢奋，想都不想，喊道：“吵街去！”
“好，吵街去！”大家齐声响应。
吵街就是穿着木屐齐步地在街上走。木屐有个特点，吃软不吃硬，穿着它在泥地上行走，它很听话，一声不吭，但若在石头路上行走，它就呱叽呱叽、呱叽呱叽，一路喊叫，吵得厉害。这自然是一种恶作剧。我们说做就做，立即从溪涧回转了街道。我当仁不让，喊着口令，亲自充当指挥。于是，弟兄们沿着石头铺就的、像狗肚肠一样扭来拐去的街道，挺胸凸肚，统一步伐，甩开手臂，大踏步地正步前进。结果，呱叽呱叽，呱叽呱叽，整个芙蓉街被“呱叽”得搅了底，翻了天，而紧随而来的，满城是一片笑骂声，夜空里充满了怪异的快乐气氛。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回家的，我只记得自己是一条汉子，一夜之间，真的长大成人了。我的右手臂虽然肿得也像水桶，一个星期都不能动弹，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反而感到很骄傲。的确，人应该有拼命精神，有了拼命精神，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可怕的，而人活在世上，才会活得有尊严，有格局，有滋味！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一直活得不错，事业上也少有建树，这全是因了我身上有一种拼命精神。
这种拼命精神正是发轫于那次悲壮的“敲断”经历。
正因如此，我怎么也忘不了十八岁那年度过的中秋。
不错，那年中秋，月亮似乎特别圆，特别亮，以至今天我回忆起来，心底依然是乾坤朗朗、清辉万里。
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乐成马车河
活法
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活法。
我懂得怎么活，严格地说，是从中学调进县委办公室之后。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被安排在县委办公室政策调研科干活。科长是位军转干部，叫郑章成，他写文章出手飞快，每回写好文章，他总是让我誊写一遍。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电Ｏ”的字样，我不明白那“Ｏ”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敢问，照抄不误。后来，郑科长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说我为人老实，忠诚可靠。从这一天开始，我懂得，人活在世上，有时候可以不用动脑筋。
但我自找苦吃，不久，竟糊里糊涂搞起文学创作来。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劳动，不动脑筋不行。于是，我活得很累。我总是将自己的名片对半撕开，看人头分发。我的名片一半单单印着姓名，另一半则印着姓名与自嘲文字：倪蓉棣，人格分裂，爱憎分明。——你是搞文学的，我就把后半张递给你，而你不是搞文学的，不好意思，我就把前半张递给你。奇怪的是，我分发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名片，从来没有人问我，什么叫“爱憎分明”。其实，我爱的是“不用动脑筋”，憎的是“动脑筋”。
*年，北京闹风潮，我去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读书的美梦破灭。于是，我搁了笔。我的名片不再“人格分裂，爱憎分明”，它变为完整的一张，跟常人的没有两样。对此，有人戏谑道：“乐清少了一位作家，多了一位官僚。”
从此，我活得比较自在、轻松。
一九九三年，乐清撤县设市，我忽然心血来潮，向书记叶建新进言道：“我们请几个人，创作一首市歌吧。”想不到，叶书记竟同意了，而且，他还亲自挂帅，不时地把许宗斌和我等几个酸溜溜的人关进他的房间，在那些豪气冲天的歌词中间徘徊、踟蹰。哎呀，那些日子才叫作日子，做文人的多体面啊！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叶书记却因“书生气太浓”，从乐清被调回了省城。于是，市歌昙花一现，很快让人给遗忘了。不过，我却因此懂得：一个人，在不该动脑筋的地方动脑筋，是不明智的，至少是幼稚的。
我忽然爱上了下象棋，成了一位十足的棋迷。这可害苦了我的妻子，她被我彻底地冷落在一旁，成了家中多余的人。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在街上某个角落，把我从一堆混乱而陌生的人头中捉回家。她先是埋怨，接着是生气、愤怒，最后是无可奈何。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下棋很伤脑筋，你不如重新去写小说。”
其实，妻子不理解我。我把下棋看作一种高级的休息方式，根本不在乎其输赢，怎么舍得动脑筋呢？况且，我的脑子日渐僵化，偶尔动点脑筋，也是有益的呀！
我没有听从妻子的话，依然我行我素，当我的棋迷。
二○○○年七月，我的胃与我过不去，让我不得不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不久，我给自己留下了这么几句歪诗：“我在上海一口偌大的白色棺材里，身上掉了一块肉，我不知道这块肉，最后落进了哪只狗的口……”
这诗自然没有写完。不过，从上海回到乐清，我把自己看成是从阴间回到阳间。我没有像所有的伟人、名人、奇人一样，死过一回之后，对生命的真谛大彻大悟，无不采取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活法。我还是从前的我，依然重复过去的活法。
直至今天，我依然蜗居在市政府那座深深的院子里。近些年，尽管有人劝我重返文坛，有人劝我下海经商，但我始终坚守自我。我想，上苍既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继续享受生活，而我在市政府大院里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学伟人、名人、奇人的样，改变自己的活法呢？
只是，有时我想起那几句歪诗，心里涩涩的。的确，我的脑子已经僵化，这辈子恐怕再也写不出那样的诗句了。
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乐成马车河
真诚的过错
说一件乏味的事。
这件事，索性让我从中间说起吧。
那天，我赶到黄岩并找到他们，已是下午一点钟，从这个时候算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夜半天，因为他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黄岩，去杭州的车票都买好了。
我不认识他们。是真诚让我相信他们当中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我的舅妈，一个是我的表哥。他们从台湾过来。他们在台湾活得也许很自在，很有风度，很有滋味，但他们的影子却跟蛇一样，四十多年来，一直可怕地缠在我家的屋檐下，以致我家永远留着一个太阳照不到而阴暗发霉的角落。因了这个阴暗发霉的角落，我家的大门索性昼夜敞开着——红卫兵、红小兵们，各路造反派们，贫下中农们，他们随时都会冲杀过来，他们来时，撬地板，扒灰堆，拆烟囱，翻箱倒柜，搜身，审问，几乎每次都掘地三尺，我因此成了黑五类，并明白无误地被剥夺了上高中、当兵、读大学的资格。我有一百零一个理由，可以不让我的妈妈拎着墨鱼干、虾皮、紫菜，也可以不让我自己带着雁荡山风光的录像片，起个大早，空着肚子，急匆匆，先是坐汽车后是步行，并一路打听，陪着小心去黄岩找他们。
但我还是去了。是真诚驱使我去的。
过程我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那件事的“结局”，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那两个小插曲。
先说第一个小插曲。
那天夜里，我问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你爸爸、妈妈过去是干什么的？”
对方站起来，话甩得不轻也不重：“假如在台湾，我可以不理你。”
我不傻，至少眼下我还能写出一些“说怪不怪、不怪却怪”的小说。所以，我很合时宜地推推眼镜，对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规矩，我不再问了。”
再说第二个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也乏味。
我拿来了一张他们的合家照。照片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十多号人，花花绿绿，不无景气，只是当中哪位是表兄，哪位是表弟，哪位是表姐，哪位是表妹，哪位是老大，哪位是老二，哪位是老三，哪位是舅舅的孙子，哪位是舅舅的外孙女儿，哪位表兄跟哪位表嫂是一对，哪位表姐跟哪位表姐夫是一对，他叫什么名字，她叫什么名字，等等等等关系的关系，我再聪明，也说不出名堂来。本来，我没有信心去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因为我实在是一位永远无法记住自己房门牌号和单位电话账号的记忆力差得一塌糊涂的家伙，但我的真诚让我百分之百地看重礼节，看重情理，认为自己既然拿了他们的照片，就没有理由不去搞清照片上的人物关系。于是，我把照片递给了舅舅，请他给我一个于我满意于他自己也高兴的介绍。
但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他忽然大发脾气，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跑到楼上，大骂我是共产党特务，大骂我在审查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他甚至表示，愿意将在大陆拍摄的二十六个胶卷通通交给我细细审查。
妈妈脸色陡变。
姐姐脸色陡变。
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亲戚脸色陡变。
舅舅、舅妈脸色也不中看。他们对儿子的高级政治牢骚保持沉默。
他们的儿子说：“你们别看录像（指《雁荡山风光》）了，这是红色宣传。”
他们也就离开了录像室，楼道里传出了一沓沓一沓沓说不上沉重也说不上轻快的脚步声。
我成了世界上最讨厌最卑鄙最阴险也最不受欢迎的人。
我原本就没有带笔记本。
我原本就没有带钢笔。
我原本就没有带录音机。
我原本就没有带照相机、摄像机。
我断断没有嘲笑或揶揄生长在富裕之台湾的表哥，其个头其实比生长在贫穷之大陆的我矮了一截。
我只带着一片真诚。
我只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