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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宗斌拿出了《心迹录》。这是前不久出版的洪老师的散文集。它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我拆开它，将它投进了土坑。王汝杰投进了金铂纸，并点上了火。黑色的蝴蝶便吃力地飞了起来。
我想起了洛夫的诗句——
字
被烧得吱吱大叫
灰烬一言不发
它相信
总有一天
那人将在风中读到
山上风轻轻的，黑色蝴蝶怎么也飞不高，飞不远。
王汝杰说：“我们烧快一点，洪老师性急，烧慢了，他会生气的。”
潘锦毅说：“由我在，洪老师不会生气的。”
我们再次嘿嘿笑了。不过，这次我笑得很沉重。是呀，洪老师在病危时，曾捉住我哥杨良骥的手说：“杨医生，你医好我的病，你就是神医，我给你写报道。”其实，洪老师并不怕死，他怕的就是生前看不到《心迹录》。他在这里，借用火光来阅读自己的新书，并让那些文字化作黑色的蝴蝶，满天飞，这是一种什么阅读方式呀！还有，他的那些文字，是“心迹”的记录，该刻在石碑上，可它却化作灰而埋入地下，这是一种什么流传方式啊！而且，以往举行新书首发式，捧场的人总是满登登的，可现在捧场的，却更多的是那些不说话的松树，还有那三棵柏树，这叫什么首发式啊！
洪青梅忽然说，天好像下雨了。
许宗斌说，抓紧栽下那棵树吧。
我们便栽下了最后一棵柏树。我们还分分合合，在这棵埋有《心迹录》纸灰的柏树前拍了照。在这些照片上，自然找不到洪老师的身影，但我们可以感觉到，洪老师就站在我们的中间，他的左只眼镜片上还晕有一团淡淡的雾。
天终究没有下雨。太阳现在该在哪个位置，我们猜得着，似乎也摸得着，但看不见。灵山静悄悄的，静悄悄的，没有风，可四周的云雾却湿润了许多，它变得稠了。这种状态，正是我下山的内心状态。
我又想起了许多年前，洪老师在北京写给我的一封信。
这信很长，我给丢了，但信中一句话，我记得牢，而且，刚才我已将它深深地埋进了第三棵柏树之下：“文章千古事啊！”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于乐成马车河
补记：二○○九年七月八日，我重上灵山吊祭洪禹平先生。忆及先生生平及生前之谆谆教诲，我眺望乐清湾，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特写下小诗《喊先生（外一首）》以记之：
灵山顶上白云飘，
再喊先生听海潮。
不是东风空造势，
涛声万里正扬飙。
松 涛
家无长物炫同曹，
唯有骨灰一把抛。
今日登峰吟大作，
满山松柏起波涛。
心中淅淅沥沥的雨
两年前一个秋风乍起的日子，我参加了张侯光先生的出殡仪式。那天的情景，留给我的，眼前是一片呼啸滚动的雨，四周全是穿透伞子的哗哗的流水声。我害怕这场雨，没有把先生送上山，但我的心却一直在下雨。
张侯光先生是剪纸艺术家，我们爱管他叫“张老师”。张老师的门生很多，我是搞文学的，不能算是他的门生，但我们相处很随和，像是忘年交。他爱看我写的文章，而平时爱拍我的肩膀，常常称我为“家伙”。我早年学过剪纸，办过剪纸厂，还创作并设摊叫卖过“芙蓉牌洞房窗花”。我与他坐在一起，少不了谈剪纸，也谈他的作品。我爱说，张老师，你的作品，不用署名，如果发表出去，谁都知道作者是你。他问，这样好不好？我说，好啊，这叫个性嘛，这叫品牌嘛，这叫风格嘛。他又问，真的好吗？我没大没小了，就说，当然也有缺点，它容易给人以雷同化的感觉，缺乏新意。他就盯住我看，不作声，有时还喝酒。我知道，我触到他的痛处了。
张老师的“痛”，是他自找的。他是中国剪纸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而且，他那带有鲜明个性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已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像他这种人，荣誉是无法透支的，但他偏偏把艺术创新和突破看作了生命的真谛。
可以这么说，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张侯光剪纸集》，是他艺术创新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集子里的上百幅作品，脱离了乐清细纹剪纸的母体，“抽象的色彩融于版画式的线条之中”，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是对他早期“纤细的黑白作品”的一次革命。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固步自封。一九九六年十月，他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成果，一个专载“细纹刻纸与块面结合的创新之作”的集子被推出。这个集子的自序，是我按照他的思路捉刀的，里边有这么一段话：“汗颜的是，我与剪纸结缘已达四十又七年，其间尽管我不懈努力，比较注重于‘刀下’、‘刀外’尤其是‘刀外’功夫的修炼，比如为丰富艺术涵养，我广交美术、书法、文学、摄影、工艺等界朋友，不耻讨教；又如为构得一手好图，我在画画方面求深致远，走过了一条‘学画’、‘教画’、‘卖画’的道路，但今天我与我的剪纸依然没有真正登堂入室，仍在‘剪纸王国’的殿门外徘徊。”显然，这段话说得过分了——一个享有盛誉的剪纸艺术家，怎么能说他“依然没有真正登堂入室”呢？然而，这段话，张老师居然一字不改予以发表了！事后他曾告诉我：那天，他反反复复读这段文字，想了很多很多，心里很沉重，怎么也睡不着觉，以至一夜坐到天亮。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曾问他为何不作修改。他却忽然嘎嘎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家伙很厉害，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还改什么呢？”
张老师是站在某个三岔路口说这番话的，我记得刻骨铭心。我有一万个理由坚信：艺术家的丰标，往往是他的作品，更是他的人品，而以高尚人品滋润的作品，其艺术生命是永恒的。
张老师本可以走过一个个“三岔路口”，一路探索下去的，但由于他坚持每天从下午一直创作到凌晨三时，积劳成疾，不幸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他的去世，至少让乐清的剪纸界沉闷一段时间，因为剪纸界分明损失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创新元气。
我今年出版了第二个小说集，作为我的师长、朋友和热心读者，张侯光先生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的确，我害怕两年前那场呼啸滚动的雨，但我无法忘记心中那位面容清癯、声音嘶哑、衣着随便而像孩子一般顽皮的“张老师”。
二○○三年八月一日于乐成马车河
我与尔福
我与尔福是同学，是同事，是诤友，是邻居，也算是同乡。我有资格写尔福。尔福去世快四年了，我觉得尔福仍然活着。
尔福的名字土洋结合，可他却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其老家住在清江蔡岙山脚。他兄弟姐妹六个，他是老二，少时吃过苦。他会干农活、涂（海上）活，满口浓浓的清北话，身上有较深的农民情结。
尔福长得清秀，如果个子再高一点，绝对是个美男子。他与我同于一九八四年由教育口调进县委办公室。他的相貌容易给人以亲和感，领导便安排他在秘书科坐班。我是个“拉胡”人，适宜跑野外，所以进了调研科。这种安排，苦了尔福。秘书科是拴人的地方，一天到晚跑不开，特别是桌子上那三台电话，有时铃声突然同时炸响，把你吓得直跳跳。调研科不一样，它讲八面来风，你越爱外跑就越讨好。我爱好写作，在外跑材料，有时肥了“自留地”，这占了便宜。更重要的是，在外跑，很自由，可以坚守做人的尊严。唯其如此，后来尔福成了我的领导，向我发号施令，我没有半点想法，觉得这很正常。的确，我与尔福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他想当干部，我想当作家。他提了干，成了办公室主任，这是他的光荣，而我当时在浙江文坛上已小有名气，要不是撞上*年北京的“学生运动”，我会成为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的学生，那自然也是相当体面的。
我与尔福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经常拌嘴。尔福是个工作狂，没有业余概念。他经常抓我们加班加点，我有时不买账。他批评我个性强，许多想法跟人家不一样。我却认为，思想独立，才有资格当作家。不过，尔福有一手很厉害，他常常抬出老主任金崇和压我。金主任在县（市）委办公室干了三十多年，任劳任怨，老黄牛一条，在他面前，我得仰起头来看他。我不敢不向他看齐。同事们对我说，尔福对你最好了，要是你换作别人，他早就不客气了。同事们说的是实话。其实，尔福是个有修养的人，待人不错，他有时得罪人家，那全是为了公事。一次，他竟然将组织部长尚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训了他一顿，大意是，你们组织部提干，不要把市委办公室的骨干撇在脑后，老实说，三个书记都离不开办公室呢。他还在雁荡山公开顶撞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李某，胀着脸，高声说：在乐清地盘上搞接待，花的是我们乐清的钱，不是你说了算，而是我说了算，你别弄反了！
尔福很聪明，点子多，领导也爱听。不过，他的点子转回来，我们当部下的，就多了一份差事，背地里难免有怨言。尔福懂得“有难同当”这个道理，有事便与大家一起整。我分管文字工作，苦得要命，但有时看见尔福陪着我吃苦，也就认了。尔福作风严谨，偏又性急，他最看不惯手下的人做事马虎、拖拉。这就苦了部下的人，也苦了他自己。后来，他脾气似乎变得越来越急，而且，听他爱人讲，他回家也常常生闷气，寝食不安。其实，这都是工作扭曲了他，改变了他。他后来官升三级，由市委办公室主任升为市委宣传部部长，再升为常务副市长，再升为市委副书记，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同样，尔福手下的人，如周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