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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徐光启想一鼓作气，接着往下译，争取在年内译完后九卷，但利玛窦却主张先将前六卷刻印出版，听听反映再说。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象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徐光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
万历三十五年（1607）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
万历三十八年（16l0）徐光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徐光启自述道：“昨岁偶以多言之故，谬用历法见推……惟欲遂以此毕力，并应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千百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历虽无切于用，未必更无用于今之诗文也。况弟辈所为之历算之学，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如今岁偶尔讲求数种用水之法，试一为之，颇觉于民事为便……弟年来百端俱废者，大半为此事所夺。”（《徐光启集&；#8226；致老亲家书》）其中的“用水之法”，指的是万历四十年（1612）与传教士熊三拔（S．de Ursis）合译的《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作法和各种水利机械。
在此期间，徐光启还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 这些序言表达了徐光启对传人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看法。
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许多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l3—1618）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后来的农学方面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方后金叛乱军队袭击边关，经人介绍推荐，明廷召徐光启于病中。徐光启在写给焦竑的信中写道：“国无武备，为日久矣，一朝衅起，遂不可文。启才职事皆不宜兵戎之役，而义无坐视，以负国恩与师门之教”。他不但自己力疾赴命，同时还感召别人放弃安适生活，共赴国难。至天启三年（1621）的三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从事逃兵、练兵的工作。这时他虽已年近60，而保国守土的爱国忠心，昭昭可鉴，不让壮年。
万历四十七年（16l9），徐光启以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的新官衔督练新军。他主张“用兵之道，全在选练”，“选需实选，练需实练”。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军事方面的奏疏、条令、阵法等等，后来大都由他自选编入《徐氏庖言》一书之中。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议臣掣肘等原因，练兵计划并不顺利，徐光启也因操劳过度，于天启元年（1621）三月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东兵败，又奉召入京，但终因制造兵器和练兵计划不能如愿，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
魏忠贤阉党擅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1624）。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进行《农政全书》的写作（1625一1628）。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出版的。天启五年（1625）阉党弹劾徐光启练兵为“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等，《徐氏庖言》的出版正是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回答。
崇祯帝即位，杀魏忠贤，阉党事败。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崇祯二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已是朝廷重臣。
这期间，徐光启对垦荒、练兵、盐政等方面都多所建白，但其主要精力则是用于修改历法。前此自从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徐光启即留心天文历法。 万历四十年（16l2）就有入推荐由徐光启督修改历，未成。至此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食，徐光启恢西法推算，其结果较钦天监为密，九月，朝廷决心改历，令徐光启主持。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人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别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椎……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张溥为《农政全书》所写的序）这时，徐光启已70岁了，但其研究热情不减，亲自实践，目测笔书，融汇中西，不愧为一代科学家的风范。
崇祯五年（1632）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予机要。“每日入值，手不停挥，百尔焦劳”，“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订其细节”，这正是他宰相兼科学家繁忙生活的写照。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这年十一月，加徐光启为太子少保。
崇祯六年（1633）八月，再加徐光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至此，他已是位极人臣了。十一月病危，仍奋力写作“力疾依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并嘱家属“速缮成《农书》进呈，以毕吾志”。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七日，一代哲人逝世，终年72岁，溢文定，墓地现存于上海徐家汇徐墓公园。
第五章：天地不仁
第五章：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笔者字面理解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天地对待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一视同仁。万物生生不息，都按照自然法则在运行着。生也好，死也好都有其规律，天地无所谓对他们“仁”与“不仁”。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圣人对待百姓，就像对待刍狗一样一视同仁。百姓安居乐业、生老病死，也有其民风民俗，要用无为而制的方法来治理，也无所谓对他们“仁”与“不仁”。还可以引申理解为，无论出身贫贱还是富贵，均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君子不问出处，唯才是举、人尽其才。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天地之间好像一个风箱，当中是空的，但抽动起来可以发出无穷无尽的风力。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道”是博大精深、深奥莫测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也没有认识其万一，所以不要对它妄加评说。而现在有些人的思想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不能默守中庸之道，常常以为自己很聪明，妄作主张，固执己见，互不相让，像这种作为，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如果要像以上这些多余的做作，倒不如守住中和之道，少说、多看、多做，在实践中去认识自然。
笔者感悟
老子在本章里阐述了一个中国人的重要观点“顺其自然”。
万事万物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对谁好对谁坏，各自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和法则生存、进化、发展，相互间即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就是在这对立统一的关系中，维持着平衡、进化、发展。所以“顺其自然”才是“大德”。
越战期间，有一阵子，美国人曾为高效守护其据点的军犬而自豪。但后来，越共只派出一只训练得沉默寡言的*，即于夜色中尽数收购了美国军犬的忠诚。原来，它们的骁勇得益于清一色的雄性。战火中的情斗再次雄辩地证明，在爱异性还是爱祖国的抉择中，四条腿的“特种兵”们，更听命于自然法则！ 美国人的失误与越南人的智慧在于，是否重视或更确切地说是否承认这一法则。
我国云、贵一带的边民，格外尊重这条自然规律：他们从不养公猪，只是定期将圈中的母猪放出栏，让它们通过与雄性野猪的情感交流，免费进行品种改良。
万事万物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自然决不会对任何一方有所偏爱，所以万物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