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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 无非根据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武力压服中国 联合对抗西方
在把自己包装成〃中华〃的解放者的同时，日本间谍也不断提醒日本军政当局，只有先将中国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国人的傲慢，从而达到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交给最高当局的战略谍报分析《对华迩言》中，指出：因为满清政权的颟顸，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 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 所以才形成两国的〃 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 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 想看书来
日军“恢复中华”？（3）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坚信，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Yellow Peril ） 论。从1895 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这十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 ，大量青年东渡留学，中日联合对抗西方的论调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国官方暗助日军，留日学生更是组织多支抗俄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
国人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一直到1919 年才被惊醒：巴黎和会上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愤怒的中国终于爆发〃五四运动〃。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华战略，只被执行了前一半，用圣贤大言包装起来的〃仁政〃始终未现，中日〃感情之冲突〃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历百年而弥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宗方，生前是否预料到了这〃同文同种〃的百年仇恨？ 电子书 分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