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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流动为特征的都市移民，尤其是主动移民是上海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及职业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引力的结果。发轫于60年代的近代工业使上海渐成制造业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数量不断增加。1919年开设的工厂为67家，到1925年年开厂数增加到117家，1926年为153家，1927年达到了243家。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上海：中华书局，1930，统计表图10“上海历年开设厂数表”。其中民族资本工业除了为数甚少的大企业外，中小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尤以小企业为最大多数。至1934年仅雇工5～30人的小厂就多达四千几百家。《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调查报告》，1939，（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档案（04）29，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80页。民营五金商业1918年为253户，民营煤炭商业同年增加到200余家，民营西药商业1927年为73家，1921～1925年上海市棉布商业总户数达到451户，民营颜料商业1928年有40户，酱酒零售店在1925年有400余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15～16页。 这些中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小店主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主体——老中产阶层，他们多数为外来移民，其中又以江浙人居多，在各行各业的创办人中，可以发现多数企业为江南人所开办。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一览表”，第285～523页。 1934年，上海共有丝厂97家，已知经营者籍贯的90家，其中浙江人经营的有58家，占已知籍贯的644％。在金融领域，1930年上海钱庄共77家，浙江帮有54家，占7013％之多，资本额占到上海钱业资本总额的7661％，1932年和1934年则分别为 7507％和7333％。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现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87页，参见第414～419页。
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2）
随着上海外贸重心地位的确立，促进了金融业、商业、加工业、运输业的发展，许多新兴职业的出现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已有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人群：洋行雇员、进出口商店伙计、新式学堂教员、银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职员等。据1909年的不完全统计，上海至少有165种行业，一些行政、文化、娱乐业机构还不包括在内。上海商务总会：《华商行名簿册》，1909，转引自乐正，同前引书，第80页。 1895年统计，上海约50万城市总人口中商业从业人员75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3页。 到20世纪20年代职员群体进入了发展期，分布范围已很可观，主要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行政机关等系统，合计近20万人，其中店职员近10万人，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22、724页。 商业人员约为20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6页。 南京路上除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外，还有近200家专业商店。1926年开业钱庄达87家，1919～1925年，开业银行年平均数为49家，各地商帮在上海开办的行、号约有340余家。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528～530页。以移民为劳动力主体的各种新式职业的发展，是 20～30年代上海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的表现，反映出城市自身演变的内生型动力的不断增强。
作为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向上海的集结，既是20世纪新型教育体制及社会分工和转型的产物，也是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40～50年代以后，从上海和江浙邻县地区逐渐集拢来一些旧文人，与“西儒”一起译书、办报、开学堂、立书馆，结成上海租界上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同前引书，第729页。 到戊戌维新时期，新型知识分子已颇具规模，约有1200人。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张仲礼，同前引书，第1025～1026页。 1909年增加到4000人。这些新型文化人大体上的构成是：①在教会工作；②在西人文化机构工作；③在国人自办的文化机构中工作；④靠知识独立谋生。这些人只有很少几个是上海本地人，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从传统文化人到新型文化人的转变是一个缓慢转变、自然集结的过程。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第258、263～264页。 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在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主体意识更加强烈，体现在迁移目的性上的个体主动性更强。20～30年代迁入上海的知识分子堪称中国文化界现代性最强、最为显赫的一支力量，几乎为清一色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大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此外在本土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各类各级新式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外地人，大中学校生源中外地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要精确统计20～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包括学校体制内的教师群体）的人数十分困难，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 1936年上海中小学教职员与新闻记者有3万人，1946年自由职业者为53584人，1950年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2942人，由此推算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人数在20万上下，如果仅以受教育程度为指标计算的话，包括其他领域知识分子，人数不会少于40万～50万人，甚至更多。忻平，同前引书，第132～137页。
上述以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他们与传统老中产阶层的区别，在米尔斯看来，主要在于财产关系的变化。消极地说，这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5页。而无论是新中产阶层还是老中产阶层，他们都是上海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转型的产物，构成了上海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给予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以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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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结构（1）
职业结构、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
限于资料和篇幅的关系，本文对中产阶层职业结构、职业地位、生活方式及群体特征的分析仅限于新中产阶层。
从上海中产阶层产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所谓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在职业、地位、收入等方面相差甚大的群体。就职业结构而言；职员通常包括了在社会科层制机构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技术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工厂中上至厂长、工程师，下至办公室的普通管理人员，商店里的经理、店员、练习生，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以及银行从总经理到主任、办事员等都可归为此列，其范围涵盖了各种行业、各个等级。知识分子则主要指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自由职业者如自由撰稿人（包括作家、翻译在内）、律师、建筑师以及教师、记者、编辑、医师、会计师等等。职员与知识分子无论是职业构成还是职业特征均有着诸多差异，之所以将他们归之于同一个群体，根本的原因是其内在的作为一个群体必需的共同要素已经具备：那就是他们均受过较高的教育，以拥有的某项专门技能而非体力劳动服务于社会，有一个体面的职业，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其产生和发展与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分工密切相关。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乃是社会分工的后果，社会分工正日益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表现为职业的分化以及个人活动的多样化。随着社会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横向的社会分工必然导致纵向的社会分层。当生产资料的占有在人们收入和财富获得过程中的意义下降，社会个体或群体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技术水平的意义上升时，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就不再作为界定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了，而人们的职业结构及职业地位则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要素。因为社会分层及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是有一个由市场需求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对其占有必须具备相应资格或技术水平与教育水平的职业结构。也就是说，职业分层与收入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职业结构和职业地位既是社会阶层地位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并为研究上海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
上海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和职业地位与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密切相关，20～30年代上海职业构成的复杂化和专门化源自于经济结构的新变化，第二产业发达，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强化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的功能，由此带动社会管理层及企业管理层、办事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职业阶层的增多，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转变中在劳动类型方面表现出的重要特征。其产生与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社会后果，又成为现代化的加速器。忻平，同前引书，第86～88页。 因此，从职业结构来看，尽管新中产阶层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都源自于上海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变化的潮流和趋向。其中商业从业人员是第三产业中人数最多的主项，以“四大公司”为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