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缺失，又从根本上制约着它的现代化进程及方式。这就是表现在政治结构上四国三方的多元势差格局、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性特征以及社会整合进程中的分裂与失序，忻平，同前引书，第33～35页。 它所构成的上海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成为我们考察上海中产阶层个案的认识起点。
首先，在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上，上海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西方中产阶层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以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层的论断来考察，可以发现，所谓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中产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教师、推销员等新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上的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论述，即老中产阶层衰落和新中产阶层兴起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近代工业发轫，于此前后凭借新式职业谋生人群也已出现。及至20世纪20～30年代职业阶层和知识阶层人数进一步增加， 而1912～1927年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梯型趋势，唐振常，同前引书，第528页。其中中小企业占据绝对多数。及至抗战及抗战结束时期，小企业依然大量地广泛分布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遍布于全市各区之中。张仲礼，同前引书，第379～380页。由此可见，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发生、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特点源自上海现代化的后发生型模式，外资企业、洋行的先期进入与民族工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构成了上海中产阶层产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尽管无论是新老中产阶层此时都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如果我们认为上海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和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个案的话，那么新老中产阶层同时发展却在今天的中国又一次再现，虽然其产生、发展的时空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身上。参见学者们对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 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urban middle class，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9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Taiwai； 1993此种现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显现使我们看到了它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又并非仅仅具有个案的意义。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其次，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既有别于米尔斯眼里缺乏起码的经济政治意识，政治上消极后卫，作为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别动队的美国中产阶层，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1～395页。 也不同于集激进与保守于一身，追求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韩国中产阶层， Hagen Koo；“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opcit；1993；pp55～72而是呈现出因外在个人境遇变化和生活压力所致的从保守到激进的政治选择——由孤立分散、明哲保身到集群组合、保障生存权利再到追求社会进步的变化特点。集现代性与保守性于一身的上海中产阶层，随着自身社会地位出现严重危机，转向了与下层民众接近的激进立场，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解体。这种因生存危机所促成的政治转变，显然是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动荡的产物。虽然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追求缺乏类似韩国中产阶层那样清晰的理念，然而中产阶层的政治转向和激进程度，却动摇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基石，导致系统危机的全面爆发和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最终丧失。就此而言，上海中产阶层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所显示出的政治潜能、变化能力和斗争决心，无疑超出了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所预设的模式。其斗争方式所表达出的政治态度和力量，赋予它更为鲜明的激进者形象，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产阶层政治态度多样性的认识。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2）
就职员阶层本身来看，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基于职业保障和生活保障所遭受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威胁。由于上海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现代民主制度的未及建立，决定政治选择的更多是个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非外部的宣传鼓动，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层次的职员，既不排斥也不盲从任何学说，分析思考，特立独行。因此20年代共产党虽在上海职业界下层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但却没有像在产业工人群体中那样广泛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 据调查，洋行职员一般都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不大关心。在1925～1927年职员运动虽已有了先声，许多外商企业的职员，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合作进行罢工运动，但这一时期的上海职员，是在浩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被号召参加这一民族革命的，其本身的革命自觉，实在是很薄弱的，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0、717页。其成员也基本分散在各行业和各机构中，互不联络。及至抗战前，一些行业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渐集中了大批的职员，如金融业、百货业等，这一变化有利于现代群体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经济危机，使职员群体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业难、保职难等问题使职员阶层普遍感到苦闷与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间，上海职业指导所进行的职业谈话36491次，其中就业问题占了70％，择业问题占15％，改业问题占15％，因感觉谋生困难而来求指导者居大多数。在登记谋职的20880人中，国内外大学毕业3949人，专科学校毕业2753人，师范学校毕业2238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2845人，中学毕业4638人，中学肄业3043人，其他1414人。谋职者以中学文化程度为多，但大学毕业生也为数不少。而经职业介绍成功者只有2600人以上，仅及1/10。《上海职业指导所概况》，见《教育与职业》，民国23年第156期，第317～318页。 孤岛时期，职员实际收入只抵战前的1/4，中级职员几乎降至低级职员水平。内战爆发后，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职员生活水准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 1947年9月四行二局职员实际收入不到战前的50％，685％小学教员月薪只够买半石米，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5页。 而“大学教授讲师，欧美留学专家，任教于本市著名中学者，颇不乏人”，“专家名师，数校争聘，虽为形成兼课之一因，然薪给过低，一校所得，难维一家最低限度之生活，迫于生计，乃不得不兼课以谋补助，实亦人情之所至不得已，故非改善待遇，欲使专任，确非实际所可能。”上海市教育局编印《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1948，第67页。生活经历和生存的巨大压力，使这一阶层终于认识到只有联合互助，共谋社会进步，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事变给予上海职员的政治刺激，使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大规模的综合政治团体——1936年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但由于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救国会也只是包含许多先进职员的团体，并且是工人与职员的综合救亡团体，这使得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造成运动范围的狭隘。朱邦兴，同前引书，第717～719页。30年代后期始，情况发生变化，职业团体在中下层职员相对集中的行业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战时，职业团体多以发扬互助精神、共谋福利为首要工作，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银联）、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保联）、洋行华员业余联谊会（洋联）、工部局华员俱乐部、职业妇女俱乐部等。40年代中期又有工余联谊社、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新药业同人联谊会、五金界同人联谊会、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联谊会、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等团体。作为非政治性社团，它们不对政府、行政机构施加压力，故能够合法生存。到40年代后期，上海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已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作为按职业组合的利益集团已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武器——有权威的群体组织。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6～777页。1937年共产党恢复与重建了上海地下党，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合法活动为掩护通过职业团体建立起组织系统，1937年底“银联”和“洋联” 已建立中###支部，1938年中共保险业支部成立并推动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筹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388、390～391页。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已在上海确立相当优势，1946年底中共已掌握主要行业的400多个工会，会员约30万人，在阵容上超过了国民党。各业共产党员就是职业团体的主要骨干。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7页。据不完全统计，教师中的党员到解放前夜已约有700多人，全市三万多大中小学教师中参加各种进步教师团体的约6000多人。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页。虽然一般情况下职员群体的社会行动并不与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尖锐冲撞，非政治性的求生抗争还没有升级为城市暴动等与当局的武力对抗，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极其深刻，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其选择对现有统治格局能否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