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地火- 第1部分

一
《串地火》是《柳边风尘》的第一部，这就不能不先说明一下“柳条边”。

　　“柳条边”，简称“柳边”，也叫“柳墙”或“条子边”。它在祖国东北大地上，虽然还有些遗存，恐怕只有少数历史地理专家还依稀能辨；而它在近四百年来见证过的风风雨雨，也几乎成了人们磨灭中的记忆……辽宁的沈阳，清代时称“盛京”。为了拱卫这块风水宝地和北方重镇，植建起的柳条边，“（东）南起凤凰城，北（绕护永陵）至开原折而（向）山海关接边城，周一千九百五十余里”。这是“老边”，与自鸭绿江口至山海关的海岸线闭合。这个南部向里凹陷的圈儿里称“边内”，圈儿外叫“边外”。后来“又自开原威远堡而东（北），历吉林北界至发哈特”，植建了“长六百九十余里”的“新边”。它南北走向，边西叫“边外”，边东称“边内”。至于掘土成台、植柳结绳，绵构成这柳树边墙的原因，公开说是因为“清初屡有蒙古寇警，插柳结绳以分内外”。其实，那时曾同满清政权为敌的少数蒙古部落，已经败逃到大漠以北，溃散凋零；清廷要防的是那些臣服还不太久的蒙古王爷。他们的剽悍马队，是满洲八旗兵问鼎中原的主要帮手。但这些王爷自恃功高，桀骜不驯，纵容部下越界放牧、过境掠夺。对满清皇室来说，良田青苗啃光千方万亩，老百姓脑袋砍掉几十几百，都可看在勋臣国戚的面子上不加计较的；但任他们得寸进尺，一旦羊扇子忽悠到盛京的福陵昭陵，马蹄子踢蹬得惊扰了祖宗酣梦，那可是大大的不孝罪过，万万地担当不起！所以才“插柳结绳”，把满清龙兴之地、祖宗安眠之域圈为了禁地。可到了康熙朝中期以后，那些蒙古王爷已经畏皇威如惧雷霆，连响屁都不敢放了，可清廷却加强柳条边的防务，向各门寨增派驻守的八旗兵——堂而皇之宣布的理由，在保护龙兴重地、祖宗陵寝之外，又加上了捍卫皇家围场安全和确保参茸贡源。其实没说出的动机，是提防野心勃勃的沙俄觊觎大清国的后院儿。沙皇彼得和康熙大帝同时称雄于世。但彼得更注重引进科学技术，把俄罗斯带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国日益强，兵日益雄，其子孙也便日益垂涎中国东北这块肥肉。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其实他比乃祖更为保守。不过他头脑不糠，还没忘记父、祖对沙俄的警惕，继续加强了柳条边的防务，维持了北疆的平静。可叹他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弄得国势江河日下。他的重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倒堪称泼雌，却把一肚子鬼心眼儿都用在了凤爪牢牢地按住龙头，维持她垂帘听政上了；对列强，她却像童养媳似的奴颜婢膝，使柳条边内外沦落成了北极白熊和东洋狼狗争霸的角斗场。因而柳条边内外的老百姓，不仅要饱受贪官污吏、恶霸马匪的土法凌刮，还要遭受熊啃狼掏般洋式宰割了……

　　说到蓊郁千里的柳条边，人们都会自然地想到连绵曲折的万里长城。“长城内外”，指的是祖国浩瀚的北疆；“柳边内外”，则括称富饶的辽吉黑及内蒙东北部。那么“塞外”、“口外”、“关外”、“边外”呢？国人历来习惯地把长城以北以西统称为“塞外”；但甘陕一带的人们多把当地长城以西以北叫“口外”（长城关口以外），京冀的人们则多把长城以北的国土称“关外”或“关东”（因为那一带在山海关以外、以东）。“柳条边外”这个地域概念，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山海关到开原这段老边和新边以西，广称“边外”；清代末年的盛京人、民国初期的奉天人，特指从法库门两侧的柳条边往北到科尔沁草原南缘这中间的狭长地带为“边外”。《柳边风尘》中常常提到的“边外”，基本上就取的这个习惯上的狭义。

　　柳条边和科尔沁草原中间，有个“建安县”。这个边外偏僻荒凉、地域颇广的穷县，面积却越来越小：先是设置法库抚民厅，划走了三台楼以南一大块；接着成立双辽县，划出了曾家屯分治所的辖地；后来新秋分治所辖理的地域，又划给了彰武县。于是依然偏僻荒凉的建安县，成了边外既穷又小的县。《串地火》和它的续集《冒烟风》中展现出的人情故事，比如官吏的勾斗凶贪、洋寇的劫杀淫掠、教堂的无法无天、义和团的虎头蛇尾、马胡子的侠义剽蛮、小百姓的艰辛挣扎、逃旗汉的苦恼徘徊、弱女子的哀泣梦想，几乎都发生在这个由大变小过程中的偏僻县……

二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话不假。就拿建安县来说吧，虽然僻处边外，光绪六年才建县，人口只有十几万，可衙门里马、皂、壮三班俱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齐备，只比那些大县老县富县人员少些而已。老百姓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话也不假。建安从建县到光绪二十三年，虚算才十八年，已经有十二个县太爷来搂过地皮了。他们忙得好苦：平均起来，每一位县太爷只有一年半的搜刮时间。

　　光绪二十三年冬，知县高暄阳带着满车的银两软细离开了建安。昌图知府传令建安县衙：典史阚山“护印”。

　　阚山字峻岩；是个连秀才都没考上的童生。“童生”这顶帽子，在明清两代读过几天子曰诗云的人都可以戴的。这种人，只可以在目不识丁的穷百姓面前掉掉文、摆摆谱儿；是爬不上大台面的。一个童生；即使七老八十、儿孙满堂；他遇上了一个年纪十五六的秀才；也必须打躬作揖，谦卑地自称“学生”的。可阚山和其他童生有些不同：他家是建安县数得着的大财主。他妈年轻守寡；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她见独苗儿子考了十多年，连个秀才毛儿也没捞到手，便给他捐了个“典史”。所谓“捐”，就是花银子买官当。阚山买到的这个“典史”，是个多大的官儿呢？典史是知县的帮手之一；官阶八品或九品，负责维持治安、缉盗捕贼、监管牢狱，相当于后来的警察局长。县衙里还有个比典史大半个点儿的主簿，相当于后来县政府的县长助理兼秘书长；可建安县衙的主簿，按惯例在曾家屯分防所立衙，分管那里的钱粮、词讼等事。这样一来，建安县的典史便兼理主簿事务，阚山在县衙便不仅统领三班、还可以过问六房，“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了。

　　阚山当典史已经十多年了。虽然他写起八股文稀松平常，甚至可以说十分蹩脚，难入考官们的法眼，但对在县太爷手下当差却已经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了。他一方面极力笼络全县乡绅，和他们攀亲论故，称兄道弟，缝成了狗皮袜头子——不分反正，抱成了团团儿；一方面在衙门内向吏员衙丁拍肩膀，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扩充喽罗兵，巩固小山头儿。抬轿的越来越多，捧场的越来越众，阚山的名声也便越来越大。到现在，阚山已经送走了七八位县太爷。他们在任时，都不敢把阚山当手下人看待，一个个虚怀若谷，尊贤敬能，几乎和阚山平起平坐，一同当“建安并肩王”。其中进士出身的高煊阳，还劝阚山再花些银子捐个知县，“牛刀小试，造福一方”。阚山听后仰起胖脸，慢吞吞地说：“大人明鉴：下官不是心疼那几锭银子，也自信勉力而为尚可治理好一县；但眼下时局板荡，不宜背井离乡，游宦异地。”高煊阳听明白了：阚山怕把知县买到手后；得循例到外地做官；那可就老虎离山看不牢老窝儿了。于是，他帮助阚山向昌图知府、奉天巡抚孝敬了一批银两；把阚山提成了“正八品”。

　　阚山对知府只令自己“护印”；而没有让“署理”；颇有些遗憾：“护印”；不能启用县正堂大印；只能处理衙门里鸡毛蒜皮子小事儿；这就像站在河边儿，用搅罗网子捞些小鱼小虾。而“署理”，是可以升堂断案；代理县太爷吆五喝六、抓人用刑；那可像驾着船甩网下挂子，成堆成群地捉老鳖大鱼。不过阚山还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的：把全县十二社中不如意的社头儿；都换上了自己的心腹；还以“年过半百，不宜奔波，理当体恤”为托词，把捕头梁前调去当牢头。原来梁捕头办事虽然得力；但常常在得到阚山的指示后；还去探听县太爷的口风。阚山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权威地位没完全放在眼窝子里；关键时刻可能不听自已号令。他新任命的捕头叫张喜瑞；差不多可以说是他的狗屎奴才。

　　张喜瑞原名叫张恒，家住在县城西七八十里的的耳朵眼儿窝堡，当过“棒子手”。所谓“棒子手”，就是业余土匪：有的是一个人单干，有的是三五个临时结成伙儿；或者利用天黑风大的时机，或者利用林密路险的地势，突然把行路的人一棒子打死打昏，抢了钱财。这种劫道贼，还没成气候，也没敢报啥字号。张恒是有几个不固定的同伙的，每年都干两三次这种没本儿的买卖。一次，他得手后，偷偷进城找*寻欢作乐；被衙门的眼线看出了破绽。阚山下令把他秘密逮捕；秘密审问；收买后放了；让他回去卧底。后来；他那几个同伙几乎都被擒拿归案、砍头示众了。张恒发了一笔昧心财；改名张喜瑞，娶了老婆；还做了阚山老家的护院打手。张喜瑞当上了捕头；把老婆接进县城；住在阚山的小公馆里；成了阚山上下班儿的跟屁虫、小公馆的看家狗。

　　这个小院儿在县衙东南；周围院墙石头打底儿；六尺多高。上房一明两暗；东屋是阚山和他心肝宝贝儿般小老婆的卧室；西屋是客厅。东厢房是老妈子和丫环的住处；西厢房住两个护院家丁——张喜瑞把老婆孩子接来后；阚山把那两个家丁打发回了阚家大院。这个小院儿；每天阚山去县衙后十分肃静，可晚上阚山回来后；来拜访的人几乎川流不息；不管是来求情的、办事的，都是来送银子的。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一*八年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张喜瑞把一个眉弯眼长、白白净净的三十来岁的汉子，领进了客厅。这人瞥了典史大人一眼，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