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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来，评委们困惑，觉得可笑，因为每个评委心里都有各自的偏爱。但是大家的偏爱很难统一，就统一在一部谁都没太介意也不反感的作品上了。评委没有时间做太多的争论了，只好公布结果。但是大家心里仍旧念叨各自的偏爱，想着那些排在金奖之下或根本没上名次的作品。颁奖时，我心里也来回念叨：如果不是这部，是那部或者是那部……其实连评委都拿不准，奖不奖的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最好别在乎得奖，能否获奖都是偶然事件，照迷信的说法是：命。艺术奖和艺术没什么大关系。
当然艺术奖和艺术家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它可以改变一个艺术家的命运。但是真正有原创力的艺术家顾不上照顾任何评委的口味。
比如作曲家勋伯格在发明他的系列音乐时，肯定没想到要获奖，他只是在音乐美学上受不了已经固定下来的音乐体系而已，为了给他自己的耳朵创立一个全新的音响体系。真正的艺术创作必是创新，必是要改变一种固定概念，必要引来疑问。很多非常出色的艺术作品往往在刚出现的时候被强烈地反对，如果后来它们被承认和获奖，那是因为它们在经历反对后渐渐成了主流。而所有原创者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绝对不会算计它是否将来会变成主流。二十世纪末在艺术上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当代艺术家们比过去会算账，这可能都是排行榜的影响，捶胸顿足创作艺术的人被认为是傻帽儿。
艺术家再不是简单地为热情而活，而是曲里拐弯地活着。
艺术倾向像不同的风吹来吹去，一会儿要破传统，一会儿要机械化，一会儿要解构，一会儿要简约，一会儿要时尚……当下最聪明的作品是在传统上做那么一点点儿变动，给一点点儿新社会意义，但绝不背离轨道。这种作品既可使大众“茅塞顿开”，又不违反大众的惯常思维，任何评委都可放心投票，因为不会引起巨大纠纷。但是过一阵艺术又要有什么新倾向呢？永远在追求准确的定位，会不会反而落个“无个性”？
那些年轻大胆的艺术家，往往要犯很多的错误，被误解、碰壁、受挫折……简直是无边无际的地狱，可能完全没有盼头。我们学会了蔑视外界，最后能不能保持不蔑视自己？
捶胸顿足的热情和飞快旋转的智商都需要吃很多肉来补充能量，最不会伤筋动骨的艺术之道是：沿着漫长的路慢慢溜达，享受艺术。
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我是在柏林。刚刚结束参与新音乐舞蹈剧《 觉 》的演出，送走了音乐舞蹈家们后，我去了趟罗马。两天在罗马，除了热和累，一点儿没感染到罗马的古代精神。古罗马精神在哪儿？似乎是藏在那些巨大的建筑和雕塑里，它们不愿意出来见旅游者和脾气烦躁的服务员。那些在雕塑周围的庸碌人群只能使罗马显得焦躁。如果达·芬奇仍旧在他作品中活着，那我们这些旅游者肯定是走动的僵尸。是古老的艺术给予罗马生命还是我们这些庸俗的生命在代替石头活着？有朋友说到罗马对古代建筑的保护如何伟大，也说到中国对古代建筑的破坏如何渺小，我看着罗马街道，却找不到什么特殊精神。回到柏林，我和一些德国人说起罗马，有人感慨说，罗马精神已经没了，但是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精神还活着。是吗？这真是奇怪的事儿，那边的老房子都留着，却没有老精神；这边的老房子都拆了，但是老精神还活着！所以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说不清对错。
现在不能和古代比赛，老中国不能和老意大利比赛，北京不能和罗马比赛，祖宗不能和祖宗比赛，自己不能和别人比赛，艺术和艺术不能比赛，厨房和厨房不能比赛，父母和父母不能比赛，婚姻和婚姻不能比赛，情人和情人不能比赛，孩子和孩子不能比赛……我真幸运，不是运动员！
细节
北京人一直有的潇洒风度是比赛谁能“混”。你问谁，都不说喜欢自己的专业，都说“瞎混呗”、“赚钱呗”，谁要是说喜欢自己的专业，就跟没见过世面似的。我以前也曾崇尚这种假“无为”，但现在听见这种说法就觉得对方很糙，因为就是这种人在一点儿一点儿破坏我们每天生活和文化中的美趣。出门去，出租车里听到年轻的女广播员，每读一句新闻就打一个磕巴，磕巴次数之多，如同是我的耳朵被虫蛀了无数的洞。她下了班安慰自己的话肯定也是：管它呢，瞎混呗，赚钱呗。
周围太多喜欢变化而不精于本行的人，使那些死守着自己本行较劲的人变得珍贵。老话说干一行爱一行，现在能有这种耐心的人就是国宝。我的一位老朋友梁和平就是喜欢弹钢琴。听他的演奏就像是体验中国音乐史，他手下的音乐一不小心就把你带回五十年代的激情，六十年代的热情，七十年代的反思，八十年代的反叛，九十年代的探索，如今的时尚等等。搞音乐的人是什么境况都要面临，职业音乐家什么样的场合都得奏音乐，所以一个音乐家面临着很多外界而来的要求，又要从这些要求中挣扎出自己的个性来，谈何容易。梁和平的演奏就是对音乐家一生处境的叙述。他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指尖上，乐趣和发泄，每一个音符都是他要说的话。真正他说起话来就爱着急，可能嫌舌头不如手指头快。他的思维到了何处手马上奏出相应的音符来，时而风雅时而悲壮。他手下最软弱的声音是在他考虑听众的时候，手指在琴上摸索出一些美丽的分解和弦来，那些和弦似乎在问，想不想听到我？想听什么？我够不够动人？这是音乐家处于被动状态时的声音。最精彩的是梁和平彻底放弃那些疑问后，脑子只集中在手指上的时候，登时准确地奏出各种变化多端的音符来，这时他如同一个机智的演讲者，用音符准确地表达着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他的现实生活中用语言是说不清的。当梁和平的思维感到充分的自由时，如同在指挥一场浪漫派音响的拳击战，在这里所有的抒情都失去了理性，被爵士乐的疯狂和不协和音领导着奔跑着和咆哮着，开战，让老柴的鼻子流血，因此旋律再不能够完整发展；让拉赫玛尼诺夫断腿，大抒情被扭摆的节奏代替；让勃拉姆斯折肋，雄壮中伴随着奚落。每一个出色的爵士钢琴家都无法摆脱他一生受到的音乐影响，关键不在于把思维条理化，而在于怎么打破条理。一丝不苟地打破条理，完美无缺地打破条理，百发百中地打破条理，是现代爵士音乐家的最高境界。但是别问梁和平太多的音乐流派哲理，他就是喜欢弹钢琴。
插句闲话。在妈妈家看到电视里有条广告：女儿买了一瓶什么药给母亲，母亲说买错了，要买某某牌子才对。女儿马上就把手里的瓶子扔进鱼缸里，母女俩一起说，要买某某牌子的什么药。不知是什么人设计的这个广告，觉得把药瓶子扔进鱼缸里是很酷的举动。这广告让我想起来多年前在前苏联的摇滚音乐节上见到一位从国内来的歌星，上台前当众喝下一瓶蜂王浆，然后很潇洒地把瓶子扔在地上。我不想当环境或动物保护者，但是娱乐界的明星和制造家们总该知道些最起码的生活风雅吧？
最近有两位伟大的中国作曲家在争论艺术是非，从人文角度争到纯艺术角度。作为一个中间人，我很想给这两代不同的作曲家劝和，想建议大家多从美学角度上争论一下当今的音乐作品。因为我们已经在是否人文和是否艺术的选择上争论得太多了，就是缺乏美学讨论。以前有人非要以死相许地和贝多芬比赛写出第十交响乐来，写了一辈子，还是没有人会以为你比贝多芬更伟大。我们是否需要讨论：在国外或国内有声誉的音乐作品背后的美学原则是什么？音乐作品的价值是以认同（ 无论国内国外 ）为准还是以美学为准？多一些美学讨论不仅能救活许多艺术家的命，还能把音乐这件事搞得不那么功利，反而会发扬更广大的音乐美趣，让我们大家多享受音乐吧。
美学就是细节特征。别说音乐了，如今就连理发师也讲究剪子用法的细节。六十年代的时候，从英国开始了一种剪发风格，叫沙宣Vidal Sassoon。沙宣理发店现在欧洲和美国各地都有，一直是以价格昂贵、发型讲究著称。去沙宣理发店要做好不仅花钱也要花时间的准备，因为沙宣的剪发风格是用剪刀一根一根地剪头发，绝对禁止用剃刀。所以沙宣风格剪出来的头发，不可有一丝多余的棱角，沙宣风格理出来的头发，大多可以保持三个月不走形。捎带说一句，在北京，有亚洲第一位沙宣发型设计大师罗少奇（ Suiki ）开的*，据说，罗少奇在亚洲是所有沙宣派的祖师爷。无论师祖还是徒孙，沙宣风格的发型师有一个统一的做派，就是疯狂地热爱理发，抓住顾客的头发之后马上把头发当艺术品一样摆弄，直到他们自己满意为止。有时顾客已经很满意了，理发师还是捏着你的头发一根一根琢磨，有一根头发不完美都不行。在北京还有很多*的理发师会说自己是沙宣派的，但如果发型师不是拿你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琢磨两个小时以上，就不是真正的沙宣弟子。
无论音符还是头发还是鱼缸，都乐意被细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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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物质的PK（1）
最近我和一位女朋友聊天，讨论生活琐事造成的苦恼。这位女朋友不是那种有无穷物欲的人，她有事业，有爱人，有孩子，有房子，有人缘儿，就是觉得生活太满，自己想找一个净化的空间呼吸。她觉得生活中经常讨论的事太具体了：购物，贷款，收入，房子装修，家具选择，汽车更换，体面应酬，投资结果等等话题占据了生活所有的空间，它们都是和东西有关系的话题，好像东西们要把人的感情挤出房子，弄得人甚至渴望回到猴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