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光辉的历史躯壳中。
在欧洲，继古希腊时期的巨大文化思想以及古罗马的帝国辉煌之后，人们并没有找到新的目标来作为价值与观念的方向，甚至陷入到一种荒唐和无稽的历史中难以自拔，这种结果的造成，与中国唐末的帝国昏暗以及思想的不作为十分类似，一当这种状况产生，国家的叛乱和精神的迷失就会发生。
欧洲中世纪的唯一一个成果，就是它的商业贸易的发展。这种贸易一方面可以追溯到由地中海古希腊的城邦时期，同时也得多谢罗马帝国给四处带去的边疆拓展，随着文化这种黏合作用的影响，欧洲社会随之而产生出新的经济模式与社会结构，这种模式就是一个共同的欧洲商业贸易模式，而在农业方面，农奴们也正由封建领主们手中渐渐解放出来，庄园与自由耕种的农业开始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商业和贸易。与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近似的是，在中世纪欧洲，商人的获利行为是受到轻蔑的，同时更被认为是有违上帝对于人类道德的要求，因此欧洲绝大多数贵族们是拒绝参加这一勾当的，但是贸易，尤其是远途来往的各地商品交流带来了物流中心的最初发萌，一些欧洲城市则自然而然随着这种贸易而浮出，这个过程中，意大利商人率先成为了欧洲商业贸易的先驱，而威尼斯则成为了当时最具活力的贸易之都，成为了影响整个地中海的贸易中心之一。这个时期，最初的银行也由商业贸易而组织了起来，资本主义的幼苗，就这样在欧洲形成了，开始了它的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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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3）
马可。波罗就处在这样一个交织着各种历史机遇的时空中，而此际，元朝的蒙古帝国也扩张到了近切欧洲之处，自中国唐朝开启的丝绸之路再一次在这个时空中开启，马可。波罗就是沿着这条路踏上他的东方之旅的。
这位刚刚二十岁的意大利青年在上都的出现让忽必烈帝很高兴。我们知道，这位蒙古族的中国帝王是一位在当时颇具全球化意识的君主（尽管那时的全球化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他喜欢中国汉族的大儒学者与智略之士，也喜欢回回人的发明和高丽人的匠艺，对于各种宗教也是十分尊重，无论是太上老君还是孔孟之道，抑或是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还是###教义，他都悉予包容，对各地方臣民，都采用“各从本俗法”的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信仰自由。所以，忽必烈对1266年就在上都已有交情并再次来到中国的马可兄弟以及第一次看到朋友的年轻儿子马可。波罗，自然是待之以老朋友的热情。忽必烈帝在宫内设宴欢迎，并将他们留在朝中居住。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聪慧好学，因此很快了熟悉了这个称为大元的中国朝廷的诸多繁复礼仪，还学习了蒙古语和其它语言。
忽必烈帝对于这位老朋友的儿子并不仅仅停留于喜欢，他更让马可。波罗在他的帝国朝廷中当差，在马可。波罗在大都任职公干了三年后，忽必烈帝更是多次安排马可。波罗到元朝帝国的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访问。在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了马可。波罗曾出访过云南、河北、山西和关中，到达过成都和昆明，马可。波罗对于中国的江南更是熟悉，在他的《行纪》中有淮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许多中国城市的记载。
马可。波罗的《行纪》，是一部自传，也是一部关于亚洲和中国的游记。除了对中国元朝帝国的重点记载，它还录入了有关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当时国家情况。在这部由历史时空所交织而诞生出来的《行纪》中，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人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忽必烈帝以及元朝帝国中遍及四方的无尽财富：远远超越欧洲的巨大商业城市、优良的城市内外相连通的交通设施和驿道，还有足富诗意韵致而与所有欧洲希腊和罗马时代所不同的华丽的东方宫殿建筑。
马可。波罗凭藉着他的敏感，观察并了解了这个东方帝国的民情和她的丰盛物产，并以西方商人特有的眼光捕捉商机，每到一地，他都很用心记录对于当地物产和商业贸易的状况，他留心记载了中国当时发达的纺织锦缎绸绢产业，还特别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中国珍珠，这些物品在中世纪的东西贸易中，一直都被西方人视为珍品。除了纪录元朝帝国通行的纸钞，他甚至还记录了中国北方“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这便是自汉代开始就已使用的煤炭，而欧洲在13世纪用煤仍未普遍，到了元朝，煤的使用已是司空见惯了。
在他的众多中国游历中，江南留给了他深刻印象，所以，他将中国杭州称为“天城”，将苏洲称为“地城”，这与中国历来由民间所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几乎一致。他记载了当时杭州人烟稠密和商业发达的情况，谈到“（杭州）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同时很好赞扬了这一东方的商业集散城市：本地人对于外来贸易的商人很亲切，待人周到、辅助及劝导。更讲到杭州城市市容整齐清洁，人民讲究卫生。对于杭州西湖的美景，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而从此可见，当时中国都市化的程度之高，以及民间商业的繁荣。
《马可波罗行纪》是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之后写就的。1298年，马可？波罗44岁，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并让他也卷入，后来在一场海战中被俘虏，关进了牢狱。与许多奇书的诞生一样，马可。波罗狱中向狱友们口述了他的东方见闻，由魯思蒂谦记录成文。马可？波罗70岁（1324年）去世，葬于威尼斯的圣。多雷玆教堂。这部亲身经历东方中国的威尼斯人所留给欧洲人的东方见闻，在13世纪末问世后，被人们争相传阅和翻印，被欧洲人称为“世界奇书”。这部最早系统介绍中国以及亚洲的游历，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视野，并为西方展示出一片富饶的东方土地、奇异的国度和悠久的文明（这种文明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向往不仅帮助了中世纪的欧洲人加速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于世界的更大想像力。二百年之后，这种想像力在西方变成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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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4）
不讳言地说，元朝帝国的兴起，尽管是一个游牧外来民族对于传统汉族中国（一个以中原土地为生养的人类种族）的入主，然而也正是因为了这种强势的“外来”力量，给已呈高度稳定而传统沉闷的宋末中国带来了一番全新的景象，这种景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便是“破立”的原则。我曾经半玩笑地将闭合型文化比喻成中国的狗不理肉包子，里面是馅，外面是皮，结合紧凑，稳定得很，而且还会因为馅肥皮薄而颇为自得，唯一困难的是改变它，因为要改变就必须破坏这种超稳定性的结构，所以改变中国往往很痛苦，很不堪，不如汉堡包的改变来得轻松。元朝定都中国，其疆土巨大，所以，让忽必烈帝来看中国，与南宋那些败国皇帝是不一样的，在忽必烈帝的眼里，南宋只是元朝帝国的一个局部，而偌大的元朝所需要资源，南宋原有的陆路水道皆已不能满足。于是他率先开创了由江南闽浙至直沽天津的海上运粮通道。而几乎与统一中国而同时，元朝帝国招徕蕃商的海外贸易也在继丝路通商之外获得了鼓励和发展。
1277年，忽必烈就在泉州建立了第一个市舶司，次年，忽必烈则诏福建行省官通过往来的蕃舶而向东南各国家商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忽必烈帝在诏示中所称的“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八个字，颇有今天我们热谈的WTO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而这个时候，已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第四个年头了，他亲眼看到了元朝的这个帝国实施开放与通商繁荣的过程。他在《行纪》中这样谈到发生在泉州的元朝国际商贸交易和市舶司的税收业绩：
大可汗（忽必烈帝）由这城和商埠收得极大的税额。要晓得，所有由印度来的船，要付百分之十的税，就是他所载货物、宝石、珍珠价值的十分之一。此外，轻货各船皆取百分之三十作运费。故椒要取百分之四十四。沉香木、檀香木以及其它笨重货物皆要取百分之四十。因为要付税钱和运费两样，所以商人们必须拿出他们所载货物之半。
南宋时候，海外贸易的旧制是实行“双抽”税的苛政，后来忽必烈则迅速放宽了这一过重的税收政策，并严令出台了保护海外贸易发展的###新法，在他执政时期，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在中国的发展，致使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得以出现。这一盛况，可以从马可。波罗在泉州所看到并描述的景象想象到：
这里是海港，所有印度的船皆来这里。载着极值钱的商品，许多贵重的宝石和又大又美丽的珍珠。这里也是四邻蛮子国商人们所群聚的一个商埠。一言蔽之，在这个商埠，商品宝石、珍珠的贸易之盛，的确是可惊的。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去到亚历山大港或是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必有一百只船来到这刺桐港。因为你们要晓得，据商业量额上说起来，这是世界上两大港之一。
与这位异国威尼斯商人的后代记录有相似者，是元朝的江南名儒吴澄。这位中国传统的书生文人，对泉州的海外贸易之盛，也是惊叹不已，与马可。波罗的评价不分伯仲：
泉，七闽之都会也。蕃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源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自1279年南宋败亡而至忽必烈帝执中国之政，在外族而入主大汉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