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会被他的一句话给打消了念头，苦苦哀求他能给我一个机会，哪怕当一名编外队员。可是他板起脸，严肃地对我说：“模特这一行对硬件条件的要求非常严格。你的条件不够，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好的模特，你不要再动这个念头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行啊，干吗非得当模特呢。”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受过这一次打击后，我暂时把这个念头收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模特队对于招收模特居然如此随便，这使我警觉起来，但我很快想开了，反正我只是想要找一个接受系统培训的地方嘛。
我兴高采烈地向财务室走去。
我开始接受模特基础培训。
模特的基本功是站。有人说，站不应该是一件费力气的事吧，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人站的时间恐怕得占三分之一！
模特站的标准却不容易！第一节课，教练要求我贴着墙面站着，力求三点一线，也就是说脚后跟、臀部和后脑勺要全部靠着墙壁。
站了一会，我向教练报告说：“我是不是站错了，因为这样站着很别扭。”
教练看了我一眼，冷冰冰地说：“如果你觉得别扭难受，那就对了。继续站着吧，站到你不难受为止。”
于是我站在那里，收腹挺胸，脖子立起来，膝盖打直，两腿夹着一张报纸，把后腰尽量向墙壁方向靠，两手自然下垂。
站了十分钟后，我已经大汗淋漓。
亲身体验过后，方知道做模特的滋味，我一天要站无数次，每次都在十分钟以上，每堂课下来，身上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
这样的练习很枯燥，所以学员们在休息时相互谈天，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学员中有两个人非常愿意和我在一起，一个是阿虹，一个叫小芬。
阿虹是南京人，和她的姐姐一起南下深圳。姐姐是唱美声的，除此以外别无他长，阿虹便要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费。小芬不愿意向我们透露她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兴趣。
小芬相貌普通，却带着三分傲气，第一天相识时她向我们坦白：“这帮人我没几个看得上的，就你俩还行，所以我们能说上话。”听了她的话，我顿时诚惶诚恐起来，很注意与她之间的距离，生怕一不小心唐突了她。
阿虹似乎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很感兴趣，她问我：“你有男朋友没？”
我哭笑不得：“没有！你问这个干吗？”
“没事，我就是问问。”
过了一会，她又对我说：“我有一个男朋友。”
“哦。”
“你不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小老板。”
“你这等于没说。小老板多了，他是什么小老板？”
“我也不知道，我们刚认识两个星期。”她甜蜜地微笑着对我说。
过了两天，她又和我谈起了她男朋友：“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他是做装修的。”
“装修工啊！”
“什么啊！他是包工头，是老板！”她解释着。
“装修工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说你这人有完没完，他是包工头，是老板！”她白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
因为我分不清楚包工头和装修工的区别，她两天没理我。到了第三天，她主动与我和解，我们说了几句话，她又很自然地把话题扯回到那个包工头身上。
“前两天他和我借钱。”
“你们认识才多久啊，况且男人怎么能向女孩子借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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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2）
“我想他肯定是遇到了难处。”
“那也不能和你借啊。”
“他和我借说明他信任我，而且，这说明，他已经把我当成亲人了。”阿虹红着脸说。
我面前的阿虹是一个典型的恋爱中的女人，她脸上洋溢着一种令人羡慕的微笑，她盲目又坚定地看着天空，和我谈起她最喜欢的婚纱款式。
模特培训课程快结束时，她风风火火地赶到我的住处。进了门，她并不理会房东太太为她端来的茶，有点尴尬地看着房东太太发呆。
我有点着急：“怎么了，又是关于你那个男朋友的？”
她谨慎地看了房东太太一眼，有些不满意地瞅了瞅我。房东太太会意，知趣地走开了。她的背影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客厅里，阿虹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我男朋友不见了。”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不见的呢？那么大个人了！”
“真的不见了！”她有些口吃，“我借给他两万块钱，他说好前天还我，可是到了昨天，他没有任何消息。我给他打电话，发现他的电话已经欠费停机了。”
我想了一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她：“你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她迟疑地看了我一眼：“不会不会，他不是这种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放心地问道，“你说，他是这种人吗？”
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一个星期，那借走了她两万块钱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又过了一个星期，阿虹的姐姐和我陪她去了医院，因为她已经怀孕了。
像她这种情况，孩子是留不住的，只能打掉。她听了医生的建议，情绪更低落了。她仍然相信那个男人会回到她身边，所以一直不去医院做手术，直到错过了最佳时间，她不得不上了手术台。
那卑鄙无耻的男人借走了她所有的积蓄，阿虹的姐姐开始在夜总会里“走场”，把高等艺术贱买。即便这样，“塞北的雪”还是敌不过“妹妹和哥哥”。阿虹的姐姐垂头丧气地回家，问正在替阿虹熬鸡汤的我：“我唱的歌是不是格调太高了？”
模特培训课全部结束了，我的气质发生了变化，身体也比原来挺拔了。促销活动开始时，我的同事都和我开玩笑，夸我：“变漂亮了。”
我并不满足于这点改变，又参加了健身操培训，这使我的身材变得苗条。值得一提的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居然改变了我身高，我由原来的一米七二长到了一米七六。
过了两个月，我接到了模特队长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有一场演出的机会，问我能不能参加面试。
对于我来说，任何的尝试都是新鲜的，我痛快地答应了。
为我们带来演出机会的人姓左，队长坚持让我们称呼他“左老师”，其实他也只不过才二十四五岁。
他留着小平头，打扮得不伦不类，没有半点“老师”气质。
他打量着我们，似乎很不满意：“就这？”
队长红着脸：“原来的模特都不在了，这些是重新培训的学员。”
“可我需要的是专业模特。”左老师昂着头说。
“知道。这些学员的舞台表现能力还是很强的，她们……”
左先生不耐烦地摇了摇手，打断了队长的话：“算了，凑合吧。”
“左老师”皱着眉头：“给你个面子，挑几个，不过，演出费就……”
“不要紧，您看着给点就行！”队长不假思索地说。
“左老师”笑了。
过了十分钟，他从我们中间挑出四个人来。我是其中一个，小芬和阿虹也被挑中了。
三天后，队长再次召集我们，他递给阿虹一张小纸条：“这是排练地址，你们去吧。”
我们转身时，队长在我们的身后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丢我的脸。”
听了这话，我忍俊不禁！我们这个模特队办公室设在一栋即将废弃的写字楼里，一条宽敞的走廊成为我们的培训教室。
队长办公室里集中着财务部、行政部、咨询部，由于办公设备不完善，队长和负责报名的黄小姐不得不挤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里一起工作。黄小姐既是咨询部的骨干，又是行政部的主管，当然，财务经理的重担也当仁不让地压在她的肩上。办公椅缺乏，队长有时回到办公室休息时也不得不站着喝水！总而言之，我们的脸面轻若鸿毛，的确是经不起我们再丢什么了。
我们按图索骥，来到一栋破旧不堪的楼房脚下，找到３０２房间，敲响了门。门开了，一个年轻女孩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的皮肤白皙，个子不高，肿眼泡，厚嘴唇，尖峭的鼻子用力地呼吸着。她穿一件宽大的睡袍，踏一双拖鞋，此时正用一种戒备的神情看着我们，冷冷地问：
“找谁啊？”
我们四人顿时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正疑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房内传出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声音：
“诺儿，是不是我找的那四个模特？快让她们进来！”
“我知道你是找了model，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她们四个。因为我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来她们是model。”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头升起一团无名之火。身边的小芬按捺不住地发话了：
“哪来的土狗放洋屁！”
“模特培训”和“上当受骗”（3）
那女孩儿眉头一挑，正待发作，一只大手拉住了大门，左老师出现在面前：
“很难找，是不是？”
见我们四个呆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着了急：
“站着干什么，快进来啊。”他此时的态度倒很和蔼，这使我差一点认不出他来。
我们极不情愿地进得门去，那女孩儿在我们的身后“砰”地一声把门摔上，把拖鞋踢得“踢嗒”乱响地走进卧室里去了。
令我意外的是，左老师极有涵养，他装作没有看见女孩的挑衅，微笑地请我们喝茶。喝了一口茶，小芬发话了：
“左老师，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家。”
“不是说在排练厅里集合吗？怎么跑到你家来了？”
小芬的话音一落，我们纷纷表示赞同，这也是我们大家的疑惑。左老师却理直气壮：“我家就是排练场所！”
我们沉默了，看着他走到一台简易的录音机前，按下播放键，“走进西藏”的曲子立即在屋子里回响。
左老师煞有介事地抄着手，半闭着眼睛，似乎完全沉浸在音乐旋律中。他神经兮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