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何基沣从重庆回到了部队，仍任七十七军军长。他将王世江调任工兵连连长，后又调为骑兵连连长。李明远在1942年春由于受到“通缉”而撤离。王世江虽然没有暴露，但他的处境也很险恶。
师政治部有个叫景熙乾的特务，与王世江连队里的排长褚同霖交上了“朋友”。一天褚同霖对王世江说：“眼下一七九师的政治形势很明显，从延安来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恐怕他们今后也来不了啦！为了个人前途，王连长还是站到国民党一边为好。”
王世江心明如镜，他知道褚同霖是受景熙乾之命来策反自己的。但这个排长是小知识分子，贪生怕死，于是软中带硬回答说：“我是个大老粗，对党派活动不感兴趣，否则我早就到延安去了。在政治上我是个穷光蛋，没有什么油水。但我有个怪脾气你是知道的，谁敢打我的主意，想陷害我，那我对他可不客气，你来看！”说着王世江站起身来，拍拍挂在腰间的手枪：“这里面装着顶门火，一扣扳机枪就响！”
神秘莫测的情报战（5）
褚同霖脸色大变，支支吾吾地说：“王连长你放心，咱俩是同生共死患难的朋友，甭说你不是共产党，就算是真的共产党，也决不会从我嘴里吐出真情。”
后来褚同霖一直对王世江不敢造次。抗战胜利后他长假不归，消除了一个隐患。
1943年初，何基沣下令提升王世江到五三六团三营当副营长。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开到徐州，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李明远，得知李是奉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之命来与何基沣秘密联络的。搞地下斗争的同志在虎穴狼窝里能够相聚，那股亲热劲是难以言表的。两人互诉衷肠，畅谈别后三年的经历，整整谈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江跑到军部找到何基沣，说李明远回来了，何大喜，说：“太好了，真的把他盼到了！你今天晚上8点陪他一块到我这里来。”
王世江送走李明远后，又过了一年多，当李明远第三次潜入三绥区当少校副官时，名字就改成了李连城。而王世江此时已升了官，当上了少校营长。
十年，在王世江的人生历程中，是不算太短的岁月。为了长期埋伏不暴露，他在旧军队这个大染缸里，既要“同流”，又不能“合污”，既要“装鬼像鬼”又不能变成鬼；既要皮白，又要心红；既要在污泥塘里打滚，又要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十年的地下斗争比之于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地厮杀，在心路历程上所经历的磨炼更为艰难。
淮海战役前夕，在杨斯德潜入三绥区后，王世江又和谍报参谋慎启元进行了一次斗智斗勇。
王世江知道大战一触即发，起义在即，而这个谍报参谋整天在营部，实在碍手碍脚，必须首先将他干掉。否则，让此人先下了手，将对起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些天，王世江手枪里的子弹随时上膛……
但想来想去，先下手干掉慎启元，在全师势必引起很大的震动。小不忍则乱大谋，王世江决定“智取”，用金钱收买他。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王世江装作非常关心、非常推心置腹地对慎启元说：“慎参谋，你何必为他们这样卖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就不想想后路，不想想家眷？”说着，从衣袋里摸出早就准备好的200元“金圆券”，说：“你的家眷在徐州，打起仗来徐州是不安全的，这点钱给你回去作安置费用。祝你们全家平安！”
慎启元接过钱，并表示了谢意，翌日就溜回徐州了。这一天是11月2日，离大战开始只剩下四天。
3日，上峰命令第一一一团团长张兆芙将全团迅速撤退至运河南岸，凭河据守，准备抵抗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进攻。但何基沣考虑到与我军联系方便，也便于我军迅速渡河，有意地悄悄告诉张兆芙，将王世江的第三营留在运河北岸。
于是杨斯德进入敌营后，第一个遇到的正巧就是王世江及其掌握的部队。否则，麻烦一阵子不说，也许三绥区起义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杨斯德对王世江说：“情况非常紧迫！我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贾汪见何基沣副司令官，交通工具你想想办法。”
临城距贾汪还有上百里路。营部没有小汽车，地方的汽车及火车又不通，王世江说自己刚买了辆新的自行车，可供杨斯德和孙秉超使用。杨斯德和孙秉超当即决定两人合骑自行车，由孙秉超带着杨斯德赶路。
临别时，杨斯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深情地说：“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请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周到，心里很感动又很感激。他激动地说：“请组织放心，家属问题决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杨斯德望着王世江这位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容，心想，这是个多好的同志啊！为了党的事业，他在秘密战线上冒着生命危险战斗了十年之久。如今起义在即，他又置家属的安全于不顾。这样顾全大局、临难忘身的同志，多么可敬可佩！他和孙秉超两人同时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动情地说：“任务完成后，一定报请上级给你记功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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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6）
王世江交给杨、孙二人一张通行证，目送他俩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直奔贾汪而去……
淮海大战发起前一天，国民党在情报战上就先输了一个回合。邱清泉和黄百韬在“剿总”会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却谁也说不清华野主力在哪里。
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军事家都笃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至理名言，因而想尽各种办法千方百计获取对方的情报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淮海战役前的情报战，双方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时，国民党军在获取情报方面拥有比解放军更为先进的各种手段。首先，它有数量众多的空军。它派出的侦察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没于解放区上空而不怕被击落，因为那时解放军既无飞机亦无高射炮。侦察机掠过长空，从空中鸟瞰地面上解放军的行动，可谓历历在目，在这方面获得的情报既及时又准确。
其次，国民党军拥有先进的无线电侦听手段，可以从空中获取解放军电台发出的电波，尔后加以破译，从中获取情报。
再次，国民党从徐州“剿总”到各兵团、各军、师、团都拥有众多的情报（谍报）人员，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获取解放军的情报。
第四，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亦采取各种方式潜伏在解放区，个别的甚至渗透到我党政军内部，以获取我军的情报。总之，淮海决战开始前，国共两军秘密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情报战，开展得非常激烈、尖锐、热火朝天。
“出其不意”是双方统帅部用兵的一个基本特点。为此，华东野战军把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作战计划，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粟裕等华野首长在10月23日签发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为此特别作了如下规定：
1。 各部均须先行派队至指定集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政府，布置封锁消息。
2。 除在山区内部可以利用白天分散开进外，其余一律利用夜间行军开进并严格注意防空保密。
3。 为免过早暴露，各纵队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
由于华野各部队严格执行了上述命令，因而国民党的飞机侦察和无线电侦听等等先进情报手段，也就基本上失去了作用。11月4日，顾祝同专程赶到徐州，在“剿总”召开了高级绝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对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究竟在哪里、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谁等等重大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顾祝同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参赞军机。11月4日上午9时许，他偕同作战厅长郭汝瑰等人从南京飞抵徐州。到机场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百韬、李弥、孙元良，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主力军军长熊笑三、高吉人、余锦源、舒荣、周开成、黄淑等四十余人，可谓盖冠云集，军政大员毕至。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欢迎者频频招手致意。欢迎人群热烈鼓掌，向这位权倾朝野的参谋总长、陆军二级上将（去台后于1972年晋升为一级上将）表示欢迎和敬意。
紧随在顾祝同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矮个子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三厅（作战）中将厅长郭汝瑰。
请读者注意，这位郭汝瑰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早年曾是中###员，此时虽未恢复党籍，但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也可以称为“红色特工”。
笔者采访过的一位国民党上校团长，他以十分感慨的口气说：“当我后来听说郭汝瑰也是共产党以后，真是大吃一惊！共产党的神通真广大。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什么秘密不知道？连他也是共产党，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郭汝瑰是四川铜梁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毕业。早在1929年，他就由袁镜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郭汝瑰的人生道路并非一条直线，而是经历了一个“之”字形。他的堂兄郭汝栋是川军名将，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他对堂弟郭汝瑰十分关心器重，送其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到了异国他乡，和党组织的联系也就中断了。这使郭汝瑰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