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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列乌斯的小说《变形记》第9章中有一个故事，描写受到伤害的丈夫拷打年轻的奸夫，与这幅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描写了那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挨打的细节。丈夫当场捉住了他和自己不忠的妻子，在鸡奸了那小伙子以后，再叫两名奴隶来帮忙，对他进行鞭笞。小伙子被高高举起，鞭子抽在他的屁股上。当时对学生和儿童用的就是这种刑罚。必须强调一点，在阿普列乌斯这段描写中，那个当丈夫的还把那个年轻人当小孩看，主要是想用这种惩罚来侮辱他，表示他不把他看做男子汉。
当时，有人反对对儿童施行如此残暴的刑罚。最有影响的抗议者要数修辞学教师昆体良。他生活在公元35…95年间，对青年人的智力教育提出过许多很好的意见，他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写道：“我完全反对在教育中实行体罚，尽管这种做法很普遍，连克里西波斯都没谴责它。首先，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专横的教育方法，如果不是强加在学生身上，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此外，智力太差而责备也无法使其进步的学生，会像最不听话的奴隶那样，变得对拷打满不在乎。最后，如果教师肯耐心帮助的话，这类体罚根本没有必要。可是如今教师太马虎了，不去教导孩子们该怎么做，而是对没有做到的孩子进行惩罚。再说，如果靠棍棒来强制孩子们，那么遇到需要学习更多东西的青年，而威吓又不起作用，我们该怎么办？想想看，痛苦和恐惧使挨打的人多么丢脸，多么有损他的自尊。这种羞耻感大大削弱了一个人的勇气，甚至使他完全丧失了勇气，不愿见人，心情阴郁。如果我们选择导师和教员时，对他们的品德不多加注意，那些可鄙的家伙会如何无耻地滥用权力，真叫人不敢去想……我不想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