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中国丝绸便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珍贵的衣料。罗马诗人鲁康在其史诗中说，埃及女王克丽奥佩脱拉曾经披着轻软的丝服参加盛筵，望之如霞裳，光彩照人。
爱好奢华的罗马帝国统治者和富豪们看到精美的丝织品，立即对这种坚韧、柔软、美丽、舒适的衣料着了迷。他们以往穿的是粗糙的羊毛织物和亚麻布衣服，根本不知道丝织品从何而来，只好称之为“来自天堂里的织物”。此后，罗马帝国的执政者纷纷用从中国进口的丝绸来织造王袍和衣物，贵族们也群起仿效。当时，丝绸的价格竟与同等重量的金子相等。老普林尼甚至说：“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中国）以取衣料。”罗马帝国因为中国丝绸的输入，金银外流，几乎造成了金融危机。因此，罗马皇帝提比略曾经下令禁止臣民穿着丝服，但这项禁令并没有能够生效。
古罗马人对中国丝绸充满神秘感，他们始终不明白织造丝绸的原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统治者也不愿意将这种制造“国宝”的技术传到国外，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皇朝都严格禁止将蚕子和桑树插枝带到国外去，凡偷运者或是将养蚕秘方泄露给外国人者可处以死刑。
从奥古斯都大帝开始，罗马帝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想方设法窃取中国的养蚕“秘方”，可是他们一直没有达到目的。到了公元6世纪，中国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群雄割据，政局混乱。由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派遣的两名传教士来华，终于完成了600多年没有完成的“使命”：将蚕子和桑枝藏在手杖的竹节中偷偷带出了中国。此后，古罗马人掌握了植桑养蚕技术，养蚕业传入欧洲各地。
为了做生意，从大秦来到中国的第一批人，是公元100年前后从地中海东岸推罗城前来东汉都城洛阳的罗马商团。对此，《后汉书》有简要记述：“（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古罗马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一书，也提到曾有一位名叫梅斯？蒂蒂安努斯的马其顿商人，同中国保持着经常的贸易关系。虽二者所记互有出入，经史家考证实指一事：梅斯委托代理人组成赴华商团，其主要成员是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推罗城人，经过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最后于公元100年11月抵达洛阳，受到汉和帝的召见，并赐予“金印紫绶”。
此后，直到罗马帝国后期，大秦商人来华一直不断，有一次甚至留下了来华商人的姓名——“大秦贾人字秦论”。他于孙权黄武五年（226年）从交趾来到南京，得到孙权接见，中国政府还派刘咸护送他回国。刘咸在旅途中病故，“论乃径还本国”。虽然刘咸没有成为第一位有名有姓访问罗马的中国人士，但这些来往却充分表现了东西两个帝国之间交流的频繁与深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 永恒的罗马（10）
在文献中，有关中国人访问大秦的记录，最令人难忘也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公元97年班超副使甘英的“临大海欲渡”。甘英到达的大海，已是地中海或红海，只要登上航船，落脚处必然就是罗马。对这次本应在中西交通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留下巨大影响却不幸夭折的事，《后汉书》记述说：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迂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造成这件千古憾事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甘英的胆怯，而是安息商人为垄断丝绸买卖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安息船人夸大海上风险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实际上，罗马人要从陆上丝路到中国，也受到安息多方阻难，“故遮阂不得自达”。这是古代商业战的一个著名事例。
像刘咸、甘英这样的中国官员，只差一步就可以踏上罗马领土，而踏上罗马领土后，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会建立正式交往，但却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而使这样伟大的交往失之交臂，真令后人惋惜不已。
双方没有官方正式交往，历史文献上只留下一些有关文化商业活动的零星记载，例如《后汉书》曾记载2世纪初有一批罗马艺人（当然也有商人）随掸国（缅甸）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到缅甸当然是走海上丝路：
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鄙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40多年后，从海上丝绸之路又来了一批商人使团，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安敦尼王朝的名号，而被中国史书郑重记录下来，也首开中国正史提及罗马皇帝名号的记录。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66年，《后汉书》有记述：
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按，指安敦尼王朝的马可？奥理略）遣使自日南（越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象牙、犀角等都是南亚的土产，可见罗马商团在越南就地采购，用作晋见之礼。中国政府乃以帝王之礼加以接待，表明中国抱有与罗马正式建交的愿望。自此，中西海路更加畅通，友好往来日益频繁。
古罗马史家所著《罗马史要》中，记述奥古斯都之时有赛里斯使者来，奉献珍珠、宝石等物，求与罗马订友好之约，受到帝国的接待。不过，中国史书无此记载。
当然，中国与古罗马之间的交流，决不仅是商业往来，也有不少文化交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风格借丝绸之路而东传。“希腊式佛教艺术”连同印度佛教，随丝路的开通而传入中国。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直到甘肃敦煌、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从菩萨、飞天的形象到藻井、佛龛的形饰，都可以依稀看到西方古典传统的某些流风余韵。然而，从评价罗马文化的角度看，我们要强调的却是罗马艺术在世界文化史上传为美谈的“西风东渐”运动中的贡献。因为中亚贵霜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初期都处于公元1至2世纪，此后从贵霜经阿富汗而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实际上是在不断有从西方传来的新风格之影响下取得的新发展，犹如波浪之前推后涌，希腊化居于前，而罗马化则续于后。这时西方政治势力在中亚已不复存在，文化影响却借丝路而常见更新。
第一章 永恒的罗马（11）
在较长时间里，人们在中国石窟宝库中看到的魏晋至隋唐艺术中的西方影响，通常一律视之为希腊文化因素，实际上毋宁说得之罗马的为多。中国石窟造像和雕饰的某些浑圆流畅、动态鲜明和华丽雅致的西方古典风韵，其渊源实为罗马帝国古典艺术与巴洛克的综合风格。公元6世纪的《洛阳伽蓝记》中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已经提到大秦的名字，不过作者杨炫之可能没有想到，就在洛阳城外的宾阳洞中，那些雕花镂藻的圆柱和驰神入幻的造像，其渊源即溯至遥远的大秦，它们形象地反映了大秦在古代“西风东渐”中的贡献。
另外，考古发掘的成果，弥补了有关文献的缺失。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德效谦提出，中国西部地区有一座大约2000年前建造的“罗马城”。德效谦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有这样的记载：
公元前36年秋天，由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率领的4万汉军，经长途跋涉到达伊塞克湖地区，在康居与匈奴郅支单于的军队对峙。在汉军营地，可以“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
这个“鱼鳞阵”，在中国古籍中是罕见的记载。要将军队列阵布局成为鱼鳞状，未经过严格训练并有相应条规指导，是难以做到的。像匈奴这样的游牧部落，打起仗来多凭蛮力硬拼，往往无章可循，他们怎么能掌握这种战争的艺术？
对于这支训练有素、会摆“鱼鳞阵”的军队，德效谦提出，汉军在郅支城外见到的“鱼鳞阵”，是典型的古罗马作战阵列——迭锁盾龟甲形攻城阵，这种阵列其他国家的军队都不曾用过。他们使用的是长方形盾板，其正面呈圆凸状，手持盾板上端的士卒并肩站在一起。这种景象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平视绘画者看来，必然极似鱼鳞。1957年，他在长篇论文《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中进一步指出：汉军在这次战争中斩杀郅支阏氏、太子、名王以下约1500人，生擒145人，降虏千余人，并将这些人分配给了派兵助战的各城邦国。他认为，生擒的那145人即会布“鱼鳞阵”的“百余人”，他们看到郅支被杀后，停止了抵抗，自愿降服于中国人。于是，他们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该城就以汉代对罗马国或罗马人的称谓“骊干”命名。这座中国西部的“罗马城”，到公元746年被西藏（吐蕃）人占领之前一直存在。德效谦的论点颇具说服力，然而不足的是，他没有讲清这100多名罗马士兵是如何流落到匈奴去的。
关于这一群罗马士兵的来历，数十年来，中外学者提出两种见解。以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瑞斯为代表的基本看法是：这些士兵是在公元前54年以后流落到匈奴的。公元前54年4月，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虽已出任叙利亚总督，为了在军事上建立功勋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不顾他人劝阻，贸然对安息国（帕提亚）发动军事进攻。安息人起初失利，后来顽强抗击，以守为攻。第二年5月，在卡雷地区实施大规模伏击战，使罗马军队遭受重创，4．2万来犯罗马军队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