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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国民党驻扎在榆公路线的地方民团，发高烧似的折腾起来。不是搜捕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就是抢粮食、抢菜、抢牲口。一天早上，赵四儿走进我家，把小白包纎往炕上一扔，对我和姐姐说，我就住在你们这儿啦！
三个人一商量，决定赵四儿留在我们家住宿，我也不必离开家另找地方，三个人就伙睡一条并不大的土炕。一切都是这么自自然然、入情入理，谁也没有嫌疑什么，谁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尽管赵四儿那会儿已是个十八大九的姑娘，而我毕竟也是个正在长身体，成熟起来，而且朦胧懂得了一些男女间事情的小伙子，可是我们谁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邪念。当时的农村是贫穷落后的，在许多世事方面显出古老和愚昧。但是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纯净而又纯真的关系，我一辈子都怀念、都珍视，常常不能自禁地惋惜：这些年在反复无常的社会颠簸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把美好的东西抛弃与流失得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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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7）
从那以后，我们三个人，像亲姐弟亲姐妹一样，过起极平常又挺愉快的日子。我认了赵四儿的爹当干佬儿，她娘当干妈。
早上一到地里，不等喘口气儿，奔向棒子垄，顺过锄头耪起来。耪过一阵子，估摸着快临到晌午了，再不能够专心专意地干活儿，常常不由自主地停住手脚，抬起头朝山梁那边？望。耪几锄抬头望望，耪几锄抬头望望，直到那条斜搭在山坡上的小路顶端出现了赵四儿的影子，我才越发欢实地耪起来。
赵四儿迈着扭秧歌一样的步子，轻盈地走下山坡。大襟儿、开气儿的白布小衫，宛如银星流动；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即使没有风吹，也要随着她的脚步一飘一飘的。弯腰采朵野花，插到头上，伸手捋一颗草果实，叼在嘴唇上。寻食的山鸟被她惊动，飞飞落落。那情景那画面，那美妙身影的移动，实在让人赏心悦目。
赵四儿用一只荆条编的小篮子，带来了四样吃食。我大口地吞吃，觉得特别香甜。
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庄稼人都在艰难地熬日子，我和赵四儿却悄悄地在艰难中得到愉快。愉快的心气，把一切不如意、烦恼和愁苦全都挤到不专门去找都找不到的旮旯里。而我俩哪有必要、哪有工夫去寻找不愉快的事儿呢？我的儿童团工作就挺愉快，可完全是瞎忙地愉快。
赵四儿也挺忙。她长大了，退出了儿童团，当了妇女救国宣传委员。
那年冬天，我出面给姐姐说了婆家。那家人急着成亲。姐姐一走，我就孤单了。有一天忽然像开了窍，我想到了赵四儿，如果能和她过一辈子，该多好！事不宜迟。正是晌午，我溜出家，快步流星地直奔刘吉素。
干佬儿没在家，干妈坐在炕里端。还有一个人蹲坐在炕梢。真讨厌！这人外号叫大个子，肉眼泡，水蛇腰，厚厚的嘴唇，足有两张饼叠在一起那么厚，上边还沾着一颗饭粒子。他过去是个扛大活的，还给财主家护过院，减租减息的时候被黎明拉出来工作，成了积极分子，当上民兵中队长。刘吉素村子大财主多，一场减租减息打死了好几个人，同时也富了一大帮穷人。大个子就是从以前整天挨饿变成有饭吃的一个。
打主意亲自出马求亲，走在路上往这儿奔的时候，我都没想过这是一件不好开口的事儿，也没有料到害羞。不料在我还犹豫着没开口的时候，干妈先提起来，你也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我鼓起勇气，接上话茬儿：您看我该要谁家的闺女？干妈说，村长杨泽的闺女就不错……
一瓢冷水泼在我的心上。我无力地倚在炕沿上，连连地用力摇头，不，不，我不要！
干妈说，那闺女比你大四岁，安稳，懂事儿，好性情，会过日子，在刘吉素，炕上地下的活儿得数一数二，乡亲们都夸她好。我跳起身，打断她的话，我跟我四姐我们俩不是最合适吗？干妈一听，脸一沉，说，你干佬儿不答应……我也不愿意……
我看到希望像吹灭的灯一样消失了。我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丝毫没有经历这样的事的精神准备，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怎么处置。我实在太幼小、太软弱。回到家，姐姐竟也和我提起村长的女儿。
我不回答。因为姐姐确实不知道我心里有个谁。我和赵四儿在姐姐面前从来没有表现过格外的亲近，就是不留神流露出一点儿，姐姐也不在意，以为是干姐弟之间正常而平常的事儿。今儿个午前求婚、拒婚的尴尬戏，姐姐更不知道。
姐姐问我，你说说，你到底儿想要个啥样的？这句话本来极好回答，我就要赵四儿那样的，但是我说不出口。在乡村，男人可以想媳妇想得发疯，就是不能明说，尤其看上了哪个女的，想娶她当媳妇，更不能说出口，都得在心里憋着，不然就会被视为最下流人的最下流行为。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冒天下大不韪地想媳妇，想娶人家，人家父母一口咬定不跟我做亲，还这么死气白赖，哪还像个男子汉？传扬出去该有多丢脸？姐姐要是知道我心里藏着这样一块见不得人的鬼胎，定会为我害臊，会担心村里人因此而瞧不起我。所以我只可把到嘴边、舌头上的话，再咽回肚子里去。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8）
我默默地推着石头碾砣子，一句话也不再说。
提起杨泽，可是这一带有名的老革命。冀东暴动那会儿，他还在给地主扛长活，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共产党秘密联络站的站长，任务是传递文件、护送过路的八路军干部。他胆大心细，跟鬼子巧妙周旋，无数次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务，成了沿山根这一带农民群众传颂一时的英雄。日本侵略军搞五次强化治安，把他的家抄了，搞得妻离子散；把他的路断了，他就跟他的伙伴石景山钻进大郎寨山峰上的一座山洞里躲避。黑夜不能点灯，白天不能烧火，大雪天不能在雪地里留下脚印，因而不能走出洞口；他们就吞吃生小米就烧酒坚持了七天七夜，硬是没让抓住。他俩自己保住了气节，还把一个被敌人追捕得走投无路的共产党的区长给保护住了……
对杨泽这样的老革命，我是尊重的，但心里没有一点想娶他女儿的愿望。不想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直截了当地把亲事向我挑明。他抽了两口烟，好似掂着分量说，这件婚事，我反复捉摸过。我就这一个闺女，我不能马虎。我得挑个我们可心，你们也得可心的。将来你们得一块儿过日子，得过一辈子，不可心咋行呢？你说对不对？我没点头，也没摇头，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杨泽站起身，说，成还是不成，我等你回话。
家里冷冷清清，锅不冒热气，灶不爆火星，姐姐因为亲事的事和我怄气，几天来蒙头躺着，让人看着心里难受。
我看到她那两只眼泡哭肿，心肝五脏都好似被狠狠地揪扯了一下。痛苦的泪水从疼痛的心头涌上来，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咬咬牙说：你别这样。我的亲事你作主吧，我再不说啥了……
姐姐那焦黄的脸上立刻绽出了笑模样。
两天以后，一张大红纸写着我的生辰日期和求婚的小帖送到了刘吉素我那未来的岳父杨泽家。同时，他把一张求人代写的他女儿生辰的应婚小帖让媒人转送给我，这叫过小帖。这份小帖被姐姐放在供灶王爷的供板上的香炉下边压了三天。
这件决定我终身大事的订亲文书，在无意中一直保存下来，今天还在我那写字台上专门盛珍贵历史资料的抽斗里。
麦子黄梢时，战争的传闻四起。开始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正从察哈尔、热河往各个解放区调动人马，一律美式新装备，要跟共产党决一胜负。
普通庄稼人被闹得惶惶不安，村里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见不着上边的工作人员心里也没了底儿。以往人们一觉着要乱起来就往山沟里躲藏，或是往偏僻的小村跑，这一回都感到事态非常严重，都做起应付最坏境况的精神和行动准备。其中一桩准备，就是忙着娶媳妇、聘闺女。那几天，人们边抢着拔麦子、轧场，一边忙着办喜事儿。王吉素这么个小村子，不到一个集日，就有四个大闺女嫁出去了，同时有三个不到十五岁的男孩子娶了媳妇。这样一来越发加重了大难临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未来的老丈人杨泽也慌慌忙忙来找我，急着把我们的婚事办了。
不论从事情的实际状况，还是从我的心理感受上讲，这一次成亲才是我的真正婚姻。我已经长大了。两次成亲的时间相隔并不长，只有一年光景，但亲身经历与社会现实，教育和促使我快速地趋于成熟。前一次成亲，是包办的，事实上根本不能算作一次婚姻。失败也是人生的一课，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它促进、加速了我对学习社会、人生的自觉性和迫切性，而且触类旁通地明白了不少在我当时的年龄所不易明白的社会人生的古训与道理。我看上了赵四儿，没有得到赵四儿的婚姻，而得到了杨泽的女儿的婚姻，我当然很别扭。
但这种别扭并没有达到痛苦的程度。有点知识、有点小聪明的人常有的那种自视清高的狭隘性和爱面子的虚荣心，在小小年纪的我身上，就已经长出根苗。因此，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