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那个乡下的妻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文明的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脱产干部，像别的男人的妻子那样，跟我一块儿过过“礼拜六”，一块儿逛逛大街，一块儿看看电影，一块儿到舞厅里跳跳舞呢？当初，我要是跟干姐赵四儿结了亲，我准能够很容易地把她改变成现代时兴的女性，决不会让她落后到这样的地步。然而木已成舟，过去我们夫妻俩好过，如今又有了孩子，只能够忍耐着痛苦，对付着过下去……
我这样颠三倒四地胡思乱想，浮躁的情绪使我看不下书也写不了稿子。当了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自由，本来可以常回农村看看妻儿，事实上我却极少往那边迈步。每当思念之情偶然生起，一想到妻子的那种状态、那副模样，以及往后长长的没有味道没有奔头的日子，就如同用一瓢冷水，把我的一切欲望全都泼灭，再没有前往会面的兴致。
有一次，报社派下来一个专题报道任务，让采访一位农业合作社社长，了解对省委最近有关巩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反映。记者组组长王力军说，三河那边好长时间没有见报，为求平衡，应该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在报上露露面。你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去跑一趟吧。
我带着这个临时的紧急任务，骑着自行车赶到三河县。县委农村工作部推荐大黄土庄的王廷权作为采访对象。恰巧王廷权在家，我们就立即谈开了。总共用去一个多钟头，采访工作就已经完毕。
这时候，太阳刚刚平西。
我的目光不由得向东移动，注视起来。这派景物，我是非常熟悉、感到非常亲切的。我认出一座面朝正南的山岭那边，就是三郎寨。在三郎寨那层层的梯田里和行行的果树间，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曾经洒过我的汗水，撕坏过我的衣衫，磨破过我的鞋袜；同时它们曾经令我生发了多少美妙幻想，使我增添了多少人生经验，学会了多少只有靠山吃山的庄稼人才具有的哲理和智慧！稍一回忆，我就能想起那山泉的清凉，那落果的甘甜，野花的芳香，青草的茂密，小鸟在枝杈间穿飞，大蝈蝈在灌木丛中鸣叫，黑蚂蚁和“山虎子”在石头上跑来跑去……那时候，我每天踏着晚霞铺着的石子小路走回家。走回家的我是疲劳的饥饿的，那个家有香喷喷的饭菜能使我吃饱肚子，有温热的炕头能消除我的疲劳。在那距离并不太遥远的岁月里，我是何等贪馋家里的饭菜，多么留恋家里的热炕头呀！
想到那个被我淡忘的家之后，随即想到它以往给予我的温馨、满足和愉悦，一种对妻子和儿子的思念之情油然而起，且是这般的强烈和迫切。再不顾多想什么，就自然而然地调转车头，驶上京榆公路，向东奔向五里远的段甲岭，再往东，奔向八里远的白涧，拐个小弯儿，到了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王吉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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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4）
进了二门，我看见了儿子。他正独自在窗户前边玩耍，他刚会走路，手里持着一根木棍，轰赶着要回窝的鸡。鸡群被他赶得团团转。
我一面朝里走，一面呼叫他一声。儿子停止住淘气的动作，怯生生地看着我，那双黑大的眼睛闪动着警惕而又恐惧的神色，见我朝他走过来，他随手扔下棍子、撇开鸡群，转身往屋里跑。石块垒砌的台阶把他绊了一下，他跌倒在闻声迎出门来的妻子身上。妻子一边弯腰扶住儿子，一边对他说，没事儿你念叨爸爸、爸爸的，这会儿来了，咋又害怕呀？她这样数落着，抱起惊慌未定的儿子，既没跟站在她身旁的我说句问候的话，也没有看我一眼，对我似乎像对待一个陌生的路人，也像对待一个她所不欢迎的人那么冷漠。
其实这情景是我俩婚后常有的，也是极为普通的。无论我外出多远多久，返回的时候，她都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对待。尤其在我不期而至、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之时，她明明是惊喜的、高兴的，却偏偏不动声色，几乎麻木不仁、拒人千里，一点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从前，我习惯了这种“农家夫妻”的礼遇，如今我已经不是“农民”，对这样的“农民夫妻”的礼遇，对这样的故作矜持的架势、毫无表情的脸孔，觉得极不舒服，很是别扭。
妻子不声不响地抱着儿子走进里屋。我也就默默无言地跟进来。
儿子好似从记忆里找到了我，把他挂在嘴巴上的爸爸跟坐在他跟前炕沿上的爸爸对上了号，看着我的眼光变得柔和了，脸上也有了笑模样。当他母亲把他塞到我的怀里时，他不仅不再认生，不再害怕，反而很好奇、很有兴趣地仔细打量我的模样，摸我衣兜里插着的钢笔，翻翻我刚放在炕上的文件包。当他发现我腰间掖着手枪时，他挣开我搂着他的胳膊，一定要拿过去，津津有味地摆弄起来。
妻子一见，惊慌失色地扑过来，抓起儿子的胳膊，连声吆喝：撒手，扔了它！撒手，扔了它！待儿子丢下手里的枪之后，她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咋把啥东西都给孩子玩儿？弄响了咋办？真是没正形儿！
这是我们夫妻久别再见以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抱怨和训斥。我听了很刺耳、很不自在。她根本不察看我的脸色变化，更没有体会到我已然不悦的情绪，只顾把儿子从我怀里抱过去，冲着我急赤白脸地说，快把枪拿过去吧，放到柜子里！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生硬的命令式的，让人难以接受。
妻子又像往常那样，把她已经做熟了的稀粥从锅里盛出来，放在一边，另外给我做了两张我平时最喜欢吃的糖饼和一小盆疙瘩汤，还在汤里浇上过多的香油。我没有领会她的这份盛情，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好胃口，匆匆吃过饭便回报社了。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记者组，收拾完背包，忽然发现平时总是佩戴在胸前的一枚证章不见了，估计掉在王吉素的家里了。
吃过午饭，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妻子去了封信让她寻找，那封信写得既详细，字体又一笔一画。我嘱咐她，找到证章以后，立即寄到报社记者组来。我唯恐妻子或者她所求的看信人弄不明白，还用另一张白纸画了一个证章的图案——一个圆圈，圆圈里边还画了个五角星和“河北日报”四个字。旁边注明：我丢在家里的证章就是这种样子，是白地，黑字，红色的星星。信写完，封好，我亲自把信送到邮筒里。
大概过了半个月，宣传部的文书把一张领取邮包的单据交给了我。
我一看那包裹单上写的寄发地址，正是蓟县王吉素村。料定这邮件是我妻子寄来的证章，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到邮电局去领取。
女业务员看看单子，又看看我的记者证，就转回身去，从柜台后边搬出一个挺大挺重的包裹，很吃力地举到柜台上，朝我跟前推推。
我一见那包裹，不禁愣了一下，以为是业务员拿错了物件，拉过包裹一看，那包袱皮上果然写着我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疑疑惑惑地打开那细线密缝的布封皮，用眼一看，险些把我给气炸了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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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5）
妻子给我寄来的一大包东西，根本不是我寻找的证章，而是一堆废旧的《河北日报》报纸，有的是我以前看过扔在家里的，有的是剪下资料以后丢下的碎纸片，有的还是妻子专门从村公所搜集来的。
这时候，偏巧宣传部的文书也来邮电局寄发信件。他瞧见我面对着一堆烂报纸发呆，就好奇地凑过来问道，哎，这是谁给你寄来这么多旧报纸呀？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媳妇！他接着又问，哟！你让她给你寄这个干啥用呀？我哼了一声说，我发疯了，让她给我寄这种东西？真是岂有此理！
我说完这句话，就气呼呼地冲出邮电局，蹬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机关宿舍。我越想这件荒唐事越冒火，为了发泄发泄，我马上给妻子写了封措辞尖锐刻薄的信：我可能把证章丢在家里，让你给找一找，你却给我寄来一些破烂报纸！你连证章和报纸都分不清，简直其笨如猪！
信发走了，我仍然怒气难消。我独自在屋里坐立不安，心里愤愤地想，这样“像猪一样笨”的女人，怎么能够当今天省报新闻记者的妻子、“明日青年作家”的夫人呢？往后还有很长很长的岁月，可怎么在一块儿生活下去呢？干脆离婚，各走各的路！
主意拿定，我终于在没有任何顾忌和痛苦的情况下，郑重其事地给妻子写了信，宣布要跟她离婚：我和你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本就不能够在一起生活下去，不如早日解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彼此谁也不要影响谁的幸福生活，谁也不能耽误谁的美好前程……
信发出以后，我恐怕妻子一时间思想不转弯儿，来记者组找我，像有的女人那样耍赖和纠缠，那样太丢脸。我尤其怕岳父杨泽亲自出马，来通州找我和解劝说。无论跟他们父女俩哪一个见了面，都是十分尴尬的事儿，而且说不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难堪局面。为了逃避那种难以预测的严酷现实，我只好又拿出“走为上策”的老主意，决定下乡采访，到北京西边的房山县去。我估计，那边离京东蓟县路途远，妻子他们对那边人地两生，绝不会到那里去找我；就算他们奔到那里，也不会找到我。
一个星期后，我赶回通州镇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拉亮了电灯，急忙在桌子上的报纸和信件堆里翻找，终于发现一封与众不同的信件。
这是个用白报纸糊的信封。信封上的字写得七扭八歪，但是一笔一画，写得相当认真和工整，只是把发信处和收信处写颠倒了。可能由于我的姓名写得准确无误，邮递员和收发室的同志对我都认识而又熟悉，所以信没有错投和丢失。我把它拿在手上没有立即拆开看，因为我猜定是妻子的回信，而且是她平生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