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出一些数据。然后，取得分最高的为凭。请注意，是取得分最高的，不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大笑）。积累了一大堆数据以后，结论也就得出来了，比如椭圆形比圆美，最丑的是细长细长的长方形，黄金分割的比例最受欢迎等等。
我丝毫都不怀疑这些美学家是认真的。但我以为他们是在认真地扯淡（笑）。因为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椭圆形和长方形。所有的椭圆形和长方形都是具体的某一个东西。一个椭圆形的盘子也许是美的，一只椭圆形的甲鱼就未必美。发票上许多图章都是椭圆形的，怎么不美？相反，美国国旗上倒是有很多细长细长的长方形。按照他们的逻辑，岂非美国人都是“美盲”？
再说了，一个形状，一种颜色美不美，要看它用在何处，和谁搭配，怎样搭配。比如红配绿，是不好的。但“万绿丛中一点红”，却又很好。又比如，“红配蓝，狗都嫌”，但海上日出却又壮观。美，从来就不能孤立地存在。比如关羽的胡子是美的，美髯公嘛！武则天的眉毛也很美。骆宾王讨伐她的檄文里就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可见武则天的眉毛也是很美的。但是你让他们两个换换（大笑）？
唉，实验美学忙活了半天，有什么用呢？顶多不过说明客观美学已经黔驴技穷罢了。
再来说说中国的客观美学派。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界的客观派人数是很多的。因为那时有个观念，就是认为主张美是客观的，是唯物主义，主张美是主观的，则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好人，唯心主义是坏人。大家都想做好人，所以大家都说美是客观的（笑）。
不过真正彻底的客观派，只有一个人，就是蔡仪先生。蔡仪先生这个人，我是很敬重的。我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个有资格被称为美学家的人。中国的美学家当中，有两个人我特别敬重，一个是蔡仪先生，还有一个是宗白华先生。宗先生的著述并不多，影响最大的《美学散步》是个论文集。而且，集子里面一些文章，严格说来还不算论文，只能算是散文、随笔、笔记。要是搁现在，也是个评不上职称的。可是宗先生真正把握了美学的精髓。他那本小册子，不说一句顶一万句，一百句是顶得到的。有人说，宗先生一句话，李泽厚拿去可以写一篇文章；李泽厚一篇文章，有的人可以拿去写一本书（大笑），这话不假。
五 走进死胡同（2）
蔡仪先生相反。蔡仪先生是正儿八经有著作的。这些著作，也都是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是真正理论形态的东西。也就是说，蔡仪先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不是人云亦云；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不是强词夺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是东拉西扯。这在中国都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蔡仪先生的理论是彻底的。说他彻底，是因为他不但认为美是客观的，而且还回答了是客观的什么，不像其他“客观派”，只是喊喊就算了。那么，蔡仪先生说美是客观的什么呢？是典型。什么是典型呢？典型就是物种的进化性。比如，人比猴子要更具有进化性，也就更具有典型性，因此最美的猴子和人相比，也是不美的。
这当然不错。但是梅花呢？梅花是植物，和是动物的苍蝇相比，应该比较没有进化性，为什么梅花比苍蝇美？还有，如果美就是典型，那么，典型的臭虫美不美？蔡仪先生回答说，臭虫是一种低级动物，没有典型性，大家都差不多啦！这当然不错，没有哪个臭虫是双眼皮的（笑）。那么，地主呢？有没有典型的地主？当然有的。于是有人便问：典型的地主美不美？蔡仪先生只好说，在地主阶级眼里是美的，在农民阶级眼里就不美。哈！美不是客观的吗？怎么可能有人觉得美有人觉得不美？
就算不讲阶级性，这话也有问题。比方说，典型的男人当然是美的。所谓美男子，就是最能体现男性性特征的人。我给大家说个笑话。有一天，四个美国老太太坐在一起吹牛。第一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他一走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噢，父亲！第二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主教。他一走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噢，阁下！第三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大主教。他一走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噢，殿下！大家都看着第四个老太太，心想你总不能说你的儿子是教皇吧？谁知第四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不是神父也不是主教，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可是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非常性感。他一走进来，所有的女人都站起来说，噢，上帝（大笑）！大家说说，典型的男人是不是美的？
同样，典型的女人也是美的。所谓美女，就是最能体现女性性特征的人。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五大三粗活剥人皮的，就不会叫做美女，美女都是典型的女人。那么，典型的不男不女呢？比如像太监那样的（哄堂大笑）……
这些问题，蔡仪先生都不怎么好回答。我想，他是走进了死胡同。
还有一个马马虎虎可以算作客观派的，是李泽厚。之所以说他马马虎虎，是因为他这个客观派，是不彻底的。他的观点是“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话逻辑不通！什么叫“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要么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要么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客观性和社会性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让它们如何统一？这就好比说，某某是男孩与学生的统一，某某则是女人与老师的统一，原来美就是男同学、女教师呀（大笑）？什么话嘛！
就算逻辑上讲得通，马马虎虎啦（笑），这个说法同样也有问题。什么是所谓美的客观的社会性呢？李泽厚举了一个据说是很“通俗”的例子，──五星红旗。他说，我们感到五星红旗美，并不是因为一块红布、几颗黄星本身有什么美。它的美，只在于它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而这种代表是客观的现实。正因为这样，它才美。它的美，既是客观的（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和情趣），又是社会的（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但我们要问，是这样吗？──同学们，顺便说一句，我希望大家以后不管听到什么说法，包括对我的观点，都要先问一句，是这样吗？现在我们也要问李泽厚：是这样吗？五星红旗的美，当真是客观的，是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和情趣的吗？如果当真如此，那么，无论什么人，都会觉得它美了。我看未必吧！比方说，蒋委员长（笑），大约就不会觉得它美。阿扁（笑），恐怕也不会。他连一个中国的原则都不接受，还会觉得五星红旗是美的？笑话！觉得五星红旗美的，只能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五星红旗的美，就是依存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主观意识和情趣的，它怎么会是客观的？
就算是吧，我们还可以接着问，按照李泽厚先生的逻辑，一面旗帜，只要它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它就是美的，是不是？那好，我们的国旗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并无关紧要，对不对？那又何必要选择要修改？我们知道，五星红旗原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最早的方案，是大五角星在正中间，其他四个小五角星在四个角上。它不是也同样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吗？为什么要改？谁都看得出，现在这个样子更好看，连李泽厚也承认这里头有个“所谓形式美”的问题。形式美难道不是美？实际上，五星红旗代表和象征着什么，根本就不是美学问题，是政治学问题。五星红旗做成什么样子，那五颗星怎么摆，才是美学问题。李泽厚撇开美学谈美学，怎么能让人信服？
何况李泽厚自己也承认有形式美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形式美恰恰是美学最重要的问题，至少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为对于美而言，形式是最纯粹的，内容则往往和非美学的问题（比如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混杂在一起。如果你连形式美这个最纯粹的美学问题都讲不清，你的美学就是可疑的。那么，请问形式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是什么，它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又是怎么统一的？
不用狡辩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云云。你们走进了死胡同，只因为你们硬要说美是客观的。硬要说，又说不清，当然复杂了。
反倒是西方一些美学家头脑清醒。他们终于发现，坚持美的客观论，沿着“美是什么”这条路往前走，根本就此路不通。实际上，现在要坚持美的客观论，至少在西方已经是一件需要相当理论勇气的事情了。于是，相当一部分美学家将美的客观理论转变为美的主观理论，而美学本身也由“美的研究”一变而为“审美的研究”。
一 美学的教父与父亲（1）
同学们，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讲了西方美学史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古希腊罗马美学。在这个历史阶段，美被看作是客观的。美的研究，也就是美的客观性研究，也就是美的哲学。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历史时期，是没有“美学”这门学科的，也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都包含在哲学思想当中，美学家也都基本上是哲学家。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1750年以后的事。
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出版了一本名叫“膕thetik”（埃斯特惕克）的书，翻译过来就是“美学”。鲍姆加通发现，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无非真善美。真，有专门的学问，就是逻辑学。善，也有专门的学问，就是伦理学。唯独美没有，因此也应该给它建立一门，鲍姆加通管它叫膕thetik。这个名字以前没有人用过，是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