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桑塔格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她任期内的学生会主席——阿特·索尔——不记得她。其他学生只模糊地记得是有这么一个非常舒服（如果说不太友好）的同学。但是，那些记得她的人则记得非常清楚。梅尔·罗斯曼回忆说：“她是我的初恋情人，尽管我是单相思。”罗斯曼见到桑塔格的时候已是北好莱坞中学毕业班学生，他并不知道她比他小，她看上去是那么成熟。弗雷德·马戈林（除了校报上的文章，苏珊·桑塔格别的作品他一个字都没有读过）记得“好看的”桑塔格是学校少数几个犹太女孩之一，她这个人“总是独来独往，从不随大流”。当时，她常常见马戈林、梅尔·罗斯曼，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包括一位马戈林记得是名直率的共产党女孩。“不管是什么原因，”马戈林说，“我对苏珊的记忆一清二楚。苏珊笑的时候，那可是满屋生辉啊！”他记得，只要天气允许，她总是穿雨衣。“她会大步流星地走过，而不是漫步。她不需要趋附什么人，她非常自信。”她不打情骂俏，没有男朋友，不出去约会。用马戈林的话讲，她保持了“一种男性般的独立”。当问及是否见过桑塔格家别的什么人的时候，马戈林说没有，“认识苏就足够了。”
桑塔格是学校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是一个世界友谊协会和滑稽戏俱乐部的会员，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了。她发表过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参加过论题为第三党的必要性的辩论。她代表学校参加了世界友谊演讲赛的半决赛，就“我的邻居是谁？”的主题发表演讲。不过，尽管她才华出众，没有哪个同学认为她是个怪人。大多数同学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她。她看上去傲慢吗？没有人记得有个叫苏珊·桑塔格的学生有一丁点讨嫌，除了体育老师——简·萨利文。简记得苏珊“狂妄自大”，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逃避体育锻炼上。
库兰、洛和其他人都记得这所进步学校里有一支生机勃勃的、大多年轻的教师队伍。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课程和老师。他们记得当时不存在偏见——最近一次老同学聚会上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
别处的一个世界（5）
但是，梅尔·罗斯曼的回忆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少年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前者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世界。
当时没有青少年文化。我们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地狱里。我们谈论许许多多让我们心往神驰的事情；我们讲到许多我们关心、恐惧和希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谈论与我们家庭的关系。那些事情，还有性，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去讨论，连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谈。那些话题完全是禁忌，我们自己也常常连想都不敢想。也许，我们因此才对我们看的书、听的音乐那样充满激情。
偶尔，老师也会闯进这个私密世界。对于罗斯曼和桑塔格来说，这么一位老师就是索菲娅·莱辛。苏珊听莱辛的英语课，莱辛曾邀请苏珊上她家作客。多年后，在桑塔格一次签名售书会上，莱辛向她作了自我介绍。“我无法告诉你那个时候她对我意味着什么，”桑塔格回忆道，“我们俩聊了很久，都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起居室的样子。壁炉上挂着一幅保罗·克勒 作品的复制品。”
弗朗西丝·加纳，一位受欢迎的英语和法语老师，戏剧教练，经常旅行，她同时也是老道的先锋文学读者，是她另一个重要的智性导师。她女儿琼·加纳·泰勒说：“妈妈成了桑塔格的第二个母亲。她和苏珊一见如故。我是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才听说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她，她们俩经常呆在一起。”苏珊去加纳家拜访过，发现欢迎她的弗朗西丝是个为“非传统”所吸引的老太太。弗朗西丝·加纳曾对女儿讲过有个叫苏珊的有点儿反叛，她没什么朋友，她不是一个双手合叠、坐在课堂里机械地听着老师布置作业的女孩。平日里受到管束的桑塔格此时畅开心扉，加纳太太得知她与母亲的相处有问题，与家人并不亲近。加纳太太断定苏珊·桑塔格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苏珊在芝加哥的时候，她们俩通信，”琼·加纳·泰勒回忆道，“妈妈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这成为她们之间联系的纽带。”
苏完全有别于她的同班同学。她不是孩子般的娇小可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不是那样的，比桑塔格低两级的作家贾梅克·海沃特记得，“她俊俏得令人赞叹：皮肤黝黑，表情严肃，眸子里流露出超常的智慧，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比现在的短，卷曲得厉害些，精致的双唇随时准备张开，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这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愤慨。”苏的眼神表明她完全能将心比心，替人考虑，但是，海沃特在后来与已成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几次紧张而又匆忙、有冲突的相遇中，再也找不到她的那种品质。海沃特曾与桑塔格一起担任笔会管委会成员，他发现桑塔格不友好。就像笔会管委会主任卡伦·肯纳利告诉海沃特的那样，苏珊经常对朋友大发脾气，“当着大家的面一甩手，‘砰’的一声，将他们拒于她的生活大门之外。”
杰克（当时，收养他的人家叫他“杰克·马克斯”）与苏有共同之处，即爱争辩、爱思考。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很强硬”，崇尚理性。杰克是个浪漫主义者，非理性的辩护人。“苏想把我拉回到天真的现实主义世界中去。她偏爱莱昂内尔·特里林那种男性的、直率的风格。”她年长几岁，而且博览群书。她向他提出挑战，看他能否证实他的观点，能否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一般总是她赢，总以一句类似“正如T· 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的话来结束辩论。她激怒了杰克，但也迷住了他，坚持要他看“看不完的小说和文章”。她使他受到教育，把他锻炼成更有力的对手。而他呢，反过来也给她介绍了一些作家，主要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和朱娜·巴恩斯；他认为，这两人能够治好苏过分依赖逻辑的毛病。他也赢过几场辩论，他把T· S·艾略特写给他的信（同意杰克将一本书献给他）拿给她看的时候，她气疯了。这下，他真的是胜她一筹。
海沃特记得，社会研究系系主任哈利·谢普罗吸引了苏参加政治讨论。谢普罗让杰克感到恐怖。这位理性的老师让许多学生害怕，因为他传出话来，说自己曾经是一艘德国潜艇指挥官。这种人物性格倒很适合凶狠的谢普罗先生。他大胆地讨论*主义基本原理，海沃特记得，苏“通过这些讨论似乎茁壮成长起来”。
一九八三年，帕特里夏·罗加尔特·罗思致信《洛杉矶时报》，向谢普罗和他教的第十一年级公民学班致意：“他会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要求你做出符合宪法的辩护。如果哪个学生不明白宪法是人类设计出的最伟大的文件，那么，他可就要倒霉啦。”有次，谢普罗布置作业，让学生写一个杰出的美国人。有个学生交上一篇论亨利·福特的文章。谢普罗——一位苏联犹太人，对他说他没有完成作业；要不然，他会发现，“福特身上有一些明显的非美国因素”。后来，众议院在调查非美活动时，曾传谢普罗，他求助于第一和第五修正案进行辩护，结果，他丢掉了他的终身职位，而且连教师也当不成了。
在学校，年轻貌美的教师互相约会，他们看上去是“模范夫妻”。然而，有一天，“T小姐”不经意之间对杰克和苏说她是女同性恋，公开的男同性恋海沃特回忆说：“她明白我们是局外人，不会因此感到沮丧，也不会击垮她的自信心。也许她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杰克和苏不讨论他们自己的性趣，也不琢磨人家的，但是，听了T小姐的自白，他们也并不感到非常吃惊，毕竟，大环境受电影的影响，而这类事情在电影里是司空见惯的。T小姐解释说，装成浪漫的异性恋是他们对付世俗偏见的一种办法。她相信这两个学生才对他们讲，杰克因此大悦。他认为这是对他们成熟的认可，“就像我们的社会研究课老师和我们讨论其激进的政治观点一样”。
一九四八年秋季学期结束时，苏珊·桑塔格从北好莱坞中学毕业，她已经十年级，第三学期快结束时，校长跟她说学校已没什么东西好教她了。一九四九年元月，北好莱坞中学校报一个栏目宣布了毕业生的去向。一些人要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另一些人上南加州大学，还有一些人上奥克西登塔尔学院 。刚过十六岁的苏打算到芝加哥大学注册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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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更美好的生活（1）
（一九四九 —— 一九五三）
苏珊·桑塔格曾在一本全国性杂志上看过一篇介绍芝加哥大学的文章。校长是罗伯特·哈钦斯——一个英俊潇洒、能言善辩、生龙活虎的人物。他是一个“明星”，与当时的其他大学校长不同，他是一位激发公众想象力的教育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做了八百多场公开演讲，为大学课程中经典作品的中心地位辩护， 为哲学至关重要的作用辩护。他认为，在一个专门化、学术训练和分门别类化的时代，哲学已受到腐蚀。哈钦斯的理念是，大学应当成为那些在人文科学方面接受博雅训练的杰出思想家的家园。在一名把现代文丛中的巨作一路读下来的女生看来，这听上去肯定像志同道合的人呆的“别处的”那个世界。桑塔格后来说，她之所以选择芝加哥大学，原因就在于这所大学没有足球队，学生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就是读书。她最喜欢的一个教授——内德·罗森海姆——讲过，如果芝加哥大学在哈钦斯全盛时期有一支足球队，那么，能当教练的也只能是亚里士多德了。
对所有北好莱坞中学的毕业生来说，芝加哥大学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