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性格里还有一点，不像狼那么好斗。我这人在30岁以前，性子还挺火爆的，有的时候也会乱来，会和同事吵，会和台长吵，和不同的人吵，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30岁以后我越来越不好斗。有一次，上海电视台一个记者问我，说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我说除了我女儿，好象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除了女儿，当然还有女儿她妈妈。我随时准备着放弃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我在我那本书里（《我爱女主播》）写道，如果有什么更体面的，赚钱更多的工作，我马上走，做电视多累啊。其实我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做作家，看来这辈子难了。
我这个人不擅交际，来到香港以后，只要是没有公事，就不再和其它的朋友联络了，这是我比较差的地方，导致我不爱做记者。 198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福建电视台的时候，我做了一年的记者就烦死了，然后我就自己改行。当时从记者改行后，在编辑部里面当编辑，是有一点反潮流的那种。办了个节目叫《新闻半小时》，类似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是所谓批评性质的节目。那时候，办这样的节目比较得人心，但是犯错误的危险性大一些。果然，到1989年的时候就出了点问题，我被挂了起来。我就一天到晚睡觉，喝酒，我的酒量就那时候长的，从中午喝到晚上，而且有一群人和我一起来喝。这期间，我开过五六家公司，开过餐馆，与别人合伙开过茶馆。我那个餐馆一共摆四张台子，一张台子只能坐六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本钱，就请两个服务员，一个厨师。福州人爱吃蛇，可是这个厨师由于给他的工资不高，很多活他是不做的。比如他说不会宰蛇，哪有厨师不会宰蛇的？但是他说不会。没办法，老子自己宰。福建卖蛇的人在路边放一个装满蛇的麻袋，弄一张蛇皮放在外面，你一看就知道是卖蛇的人。卖的一般是毒蛇。你挑选好后，他当场帮你宰。先把蛇敲晕，然后挂起来，拿一把削笔刀，绕着脖颈上割一圈，把皮割开，然后就像脱袜子一样，皮一扒，整条皮就非常完整的扒下来。我看几次就会了，就自己宰。我杀了几次以后，厨师不好意思了，说我现在也会了。
直到有一天，正在筹办凤凰的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王纪言（我以前的老师），还有我的师兄钟大年想起我，我才到了凤凰卫视。
我从开始不认识刘老板，到现在干上了一个车间主任级的人物，始终很怕他。为什么怕他呢？第一个，因为他是老板。雇员都怕老板，这是一种对饭碗的敬畏，很正常。第二个，他是天生的新闻人，可以说我们凤凰卫视的领导人里，他是最懂新闻的一个。他所提议、决定的事，都是很内行的新闻人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干都不如他。本来应该我在这个位置上做好的事，他经常给你操心，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标题不怎么样，老板多次批评，我有一段时间专门去改造标题，但有时想了30分钟都想不出好的出来，最后还是想到比较原始的，像网络上的标题一样，长长的，基本上看一下标题就不想看后面的事了，就这样的感觉，没办法，很难过的。
还有一次，我们出了差错，我一看躲不过，就赶快给院长打电话自首。他已经气得哆嗦了，院长这人不会当面骂人，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个事，他说，他妈的程鹤麟！一说起来就他妈的，我不在场，在场的人他都不骂。我们的主编就哭，说我明明把那个错改了，为什么又播出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对网络播出系统不熟悉，修改的片子不会覆盖以前错误的片子。后来，我在编辑部说了一句恶狠狠的话，“谁都不要相信，只相信自己”，意思是任何人发现了错误，马上就地解决，因为你想依靠的人可能正好想依靠你，然后咱俩全完了。
车间主任就够我忙了，可是，老板一声令下，还让我成了《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唉呀，有辱斯文。做主持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的口才比较差，不会像文涛那样风花雪月地谈，也不会谈时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05年，老板又命令我去做《总编辑时间》的主持人，我就更苦了。做辩论会还好点儿，那里有三个杠夫杠婆顶着呢，他们都抢着说话，我只要抽冷子搅和搅和就行了。这回，我跟前没人，得一人说够半小时。人家曹景行做了好几年评论员，早就口若悬河；好些专业主持人，离开播就两三分钟，他才悠悠哉哉地来，我不行，技不如人，得提前15分钟坐到台上，这才踏实。所以我觉得最好在幕后比较好。刘老板两年前设计《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的时候，负责对应的人是钟大年，我只是在旁听而已，我一直以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没有想到春节回来“天”就变了，突然间说是我来主持，把我“吓”坏了。我去找王院长，我说，“你要是对我不满，可以直接说嘛，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但是最好是不要用这种办法‘坑’我”。没想到，院长一脸严肃，根本不开玩笑，那就只好上。《总编辑时间》是曹景行提议开办的，后来老板叫我跟曹景行轮流主持，我还以为只是个替班的。曹景行对我说，主要是你。我对他说，那不行，不能你生个孩子我抱走。老曹大笑。没想到，最后还是没能逃得了。最让我沮丧的是，当时，《时事辩论会》和《总编辑时间》都没有广告。节目没有卖出广告和写书没有人买，可能感觉是差不多。
程鹤麟（2）
燕尾服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期间，邀请中文台副台长程鹤麟主持在场相关的节目，编导们没有想到，这么大个台长，态度非常认真，商议题目，研究程序都一丝不苟，小编导们开始的拘谨也便随风而去。只是有个问题编导做不了主，要请示“选美办”。即：程台长提出，前两场他穿西装，最后一场他要求穿晚礼服。一打听才知道，第一届中华小姐大赛决赛时，程自费购买高档晚礼服一套，以示隆重。但这套衣服用过一次，便束之高阁。现在有了机会，自然不能错过。否则，真是太亏了！
看来，盛大场合没合适的衣服是件令人头痛的事；买了衣服又遇不到合适场合也是件令人心痛的事。
奖励拥抱
程鹤麟在资讯台当副台长时，给台里的女主播们定了个“规矩”，如果谁的播报成功，下来后就可以得到程副台的拥抱，以示庆祝成功。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每次女主播下来后，程台长都要拥抱。众人不解亦不服，问他为何？答曰：因为每次播报都很成功，有时有点小错被及时纠正，更要算成功，所以次次女主播走下台，迎接她们的都是程副台 “祝贺成功”的拥抱。且不说女主播们是否愿意领取这“最高荣誉”，程副台的“狡猾”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程副台写了一本书，叫《我爱女主播》，各大城市地各大书店均有售。有人说程台是“口花花，色迷迷，但从不敢干出轨的事情”。其自由的程度大约也就是狐狸在猎人枪口旁的自由。程副台的故事也从另一角度证明，只有自己不干越轨出格之事，才有资格想出一些花招，做出些看似不轨其实并非不轨，看似让人不解，其实不难理解的举动。
不同凡响
程鹤麟初到凤凰时，身穿印着几十个好莱坞美女头像的花衬衣，留着长发并向后一拢，扎成马尾，以显示其不同凡响的气派。
那年去厦门办活动，程鹤麟甩着长发走进酒店，后面有两个女服务员议论说：“你看那个女人，多像个男的呀！”此话被凤凰同事听到，不免为程鹤麟感到不值，若是说“这男人像女的”也就作罢，可这一束马尾辫，生生把个大男人的性别都混淆了，不禁令人扼腕。
程鹤麟此后再没留过辫子，怕别人认错性别倒还在其次，主要的是在凤凰辛苦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头发日渐稀少，头顶越来越亮，不仅“地方”无法支持“中央”，就是周边地区，也是“多乎哉，不多也”，扎成一束，不像马尾，倒与老鼠尾巴有几分相似，无意中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无力呀。
老鸡头
（这是观众写给一位秃了顶的某主持人的一封信，这秃了顶的主持人肯定不是令人景仰的阮次山阮伯伯，那还能有谁呢？显然是另一个，也只剩这一个了，他就是我此次隆重推出的老鸡头程某某。当然，这封信能到编者的手里，主要得益于这位秃头主持大度而无私的高尚品格，只有真正活明白了人才能这么做。在此，向您－－尊敬的老鸡头说一声谢谢。）
某某，您好！将妓女说成是中国的国粹，从来没听说过，这回真叫全国人民开眼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辩论室里竟能享受如此高深的中国文化。我们国人大概没有一个不知道像中国的京剧、武术、丝绸、陶瓷等等是中国的国粹，但将妓女也列入此列，梅兰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少林、武当、太极等各路武师、苏杭丝绸工匠、景德镇陶艺国师等，绝对会大呼冤枉，这帮不肖子孙竟只顾个人大奢好而不顾别人的脸面，硬将妓女划入吾人之列，将吾人置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使吾人有辱祖上之名誉和教诲，羞愧万分，实不该当，无地自容，罪该万死。呜呼！苍天在上，吾人实不敢与妓女同流合污，以免招后人唾骂，以视正听！
国粹，是中华文化之精华，是崇高文雅的艺术，是国人的文化精神食粮，绝对不是低级下流不堪入目的东西。将妓女纳入国粹，是对这真正的中国国粹的侮辱，是对中华文化精华的诽谤，是对自己老祖宗的大不敬，是对自己人格的自我践踏。我们须郑重地告诫那位秃了顶的主持人，自己心灵的龌龊，思想的肮脏，言语的下流和表情的淫秽，只能反映和代表本人自己，不能代表全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