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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之孙李陵长成后也有乃祖遗风，英勇善战，箭术高超，对匈奴作战屡立战功。一次，李陵的五千步兵与匈奴三万骑兵遭遇，李陵率兵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与匈奴骑兵激战了十天十夜，击杀匈奴兵马不计其数，匈奴人不知道李陵的底细，觉得这支汉军太强悍，打算退兵。正在这时，李陵的队伍里出了一个叛徒，他告诉匈奴头领，李陵的队伍伤亡惨重，粮食弓箭消耗殆尽，继续攻打便可取胜，匈奴人因而又加强了攻势。李陵的兵这时候只剩四五百人了，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再打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李陵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些英勇悲壮的士兵们全部陪着自己命赴黄泉，因而他选择了以自己的投降来换取这四五百人的生还。
李陵投降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当满朝文武都在愤怒谴责李陵的时候，太史令司马迁却在为李陵辩护。司马迁说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抑敌数万之师。日夜疾斗，矢尽道穷。士兵张空拳，冒白刃，争死抵敌。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亦不过如此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歼敌之多亦足以震慑天下，李陵虽未战死，李家一门忠烈之功劳当得以报汉也。”
司马迁的铮铮之言使得武帝刘彻恼羞成怒，盛怒之下，他便使用了人世间最卑鄙的手段对司马迁实施了宫刑。
其实，司马迁遭受如此对待并不全是他的那句“一门忠烈”之言刺激了刘彻，在刘彻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是很讨厌司马迁的。这里面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司马迁太过于崇尚黄老了。因祖母窦漪崇尚黄老，逆反心理使然，刘彻从小就厌烦黄老，而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语），显然这是刘彻讨厌司马迁的主要原因。
庆幸的是，刘彻还不是那种混蛋透顶的人，如若是他就此一怒之下杀了司马迁，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了，现在想起来，仍然还为当时的司马迁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捏了一把汗。
《史记》中介绍李广的那一篇传记的题目叫做“李将军列传”，通观整部《史记》这样的情况是不多的，因为《史记》里面的人物绝大多数司马迁都是直呼其名的，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李广是相当敬重的。
司马迁在《史记》的结尾部分论及几位“大家”时，介绍“儒家”的字数只有区区六十三字，介绍“法家”和“名家”的字数分别是六十二字和四十六字，介绍“阴阳家”的字数是七十八字，介绍“墨家”的字数是一百二十八字，介绍“道家”的字数则长达二百三十九字。
傍晚时分，刘恒率领着他的涉猎队伍满载而归。
此时，刘恒已任命李广为骑郎将，并与灌婴等约定，三天后还是原班人马再去蓝田山区狩猎。
第二天，刘恒收到了一篇奏章，展开一看，奏章是太尉灌婴属下一位叫做贾山的人写的，贾山时为骑郎将。
其奏章大意略云：“臣闻为人臣者，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不避死亡之诛，臣山是也。臣不敢虚撰久远，愿借秦为喻，唯陛下少加意焉！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无辅弼之臣，无直谏之士，天下行将崩溃而无人告之也。陛下即位以来，赈贫穷，养孤老，损食膳，不听乐，减卫卒，止岁贡，平狱缓刑，减赋勤农，天下莫不喜悦。臣闻山东官吏与民布诏之时，虽耄耋老人亦扶仗而往听之，情愿延年多寿，思慕能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向风。便欲疏远朝政，一再进山涉猎，击兔伐狐，有伤大业。若由此而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多进贤臣。举贤良方正之士，开道而求谏，和颜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则天下之士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承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得所尊敬，然后功业施于四海，垂于万世子孙矣。”
刘恒看完了奏章后大为感动，“此文真乃至言也。”于是即刻下诏，要求各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凡州县以上，宜各举所知贤才一名。”并且从此开始，凡有人上书谏事，刘恒都极为欢迎，即便在行车途中，也必停车收受。
贾山，汉初著名的贤臣，颍川（河南省中部）人，学从墨家，他的这条“举贤良方正”的建议影响颇大，“贤良方正”后来成了汉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之一。贾山为人刚正率直，议事不避忌讳，出言多有激切。他在为官期间给刘恒上过很多的奏章，有些被采纳了，比如上述关于谏皇帝射猎的。有些没有采纳，比如关于“谏除铸钱令”的这个建议就没有被采纳。但不管怎么说，贾山从来也没有因为直言敢谏而受到过任何的惩罚。
朝臣当中还有一位直言敢谏更甚于贾山者，这个人就是中郎将袁盎。
袁盎的父亲做过强盗，因而袁盎天生就有着一副胆大机敏的禀性。此人虽学问有限，但看问题却比较深刻，就事论事往往高人一筹。更兼能狡善辩，故而有人称其为“铁嘴”。
有一次，刘恒乘车外出，宦官赵谈随驾参乘。袁盎见状后匍伏于车前，疾声说道：“臣闻唯天下豪俊方可与天子同车，今汉虽乏才，奈何令刀锯之人同车共载？如是哉，则朝廷礼仪岂非形同虚设？”
袁盎说的似乎有理，刘恒只好微笑着对赵谈说道，“你坐在车上大臣们看不惯啊，只有委屈你下去走路了。”
赵谈被袁盎说的满面羞愧，红着脸下车了。
刘恒让赵谈同乘一辆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无非就是为了免去赵谈的走路之苦。对所有人都很尊重的刘恒，对那些身心有残疾的宦官们在尊重之外还带有少许的怜悯。
又有一次，刘恒与窦皇后、慎妃等和大臣们同游上林。大家游玩累了以后正好走到了上林苑郎署预先置备好的坐席附近，刘恒和窦漪依次坐了下来，窦漪身旁还有座位，慎妃走过去刚要坐下，袁盎却突然跑过来制止了慎妃，他要求上林苑郎署重新布置坐席，把慎妃的坐位调到了窦漪的身后。
袁盎的这种大胆无礼的举动惹怒了慎妃，只见慎妃双颊泛红，柳眉倒竖，就在她即将要兴师问罪之时，刘恒站起来大声说了一句，“摆驾回宫。”说完一拂袖独自一人率先走了。皇上走了，谁还有心逗留？原本是一场挺有兴致的游玩却在中途不欢而散。
其实，袁盎不仅惹怒了慎妃，也惹怒了刘恒，只不过刘恒当时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火，他为的是顾全大家的面子，试想，一个堂堂朝臣和一个后宫嫔妃在大庭广众之下争吵斗嘴，成何体统？刘恒回到皇宫后命人把袁盎传了进来。
“皇上息怒，请容微臣回禀。”袁盎近前不慌不忙地说道。
“说。”刘恒的语气仍然带着余怒。
袁盎从容说道：“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睦，皇后乃六宫之主，慎妃乃妾，后、妃若能平起平坐则尊卑礼节何在？今皇后宽容不与计较，但臣恐慎妃等由此而酿成骄态，将来祸且及身也，陛下独忘‘人彘’乎？”
刘恒一听“人彘”二字，顿时理解了袁盎的一片良苦用心，起身谢道：“爱卿美意，朕领悟了。”
后来，刘恒又把袁盎所说的话告诉了慎妃，慎妃才知袁盎是为了她好，感动之余，还拿出了五十金赏赐给了袁盎。
袁盎一生直谏无数，不仅谏君，也常常进谏同僚，故而其名声在当时也算尚可，朋友也不少。但是，他陷害晁错的那段公案却使得他的形象大打了折扣，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他自己最终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了。
第十回 开言路从谏如流 减赋税史无先例
自从看了贾山的那道“谏射猎”的奏折以后，刘恒便一改往日那素性好猎的习惯，真的很少出去射猎了，对于朝臣们各种各样的建议也更加的注意聆听了。
但是，在听取朝臣们建议的时候，刘恒敏锐地发现大多数人在说话之时心存顾虑，并不怎么敢过多地讲些实话和真话，基本上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朝臣们不敢畅所欲言？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刘恒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些大臣们的头上还有一把利剑在高高地悬着，这把随时都会取人头颅的利剑名叫“妖言诽谤罪”，经过反复思考，刘恒认为这把“利剑”对于稳定江山社稷并没有多少益处，弊端却不少，前秦灭亡便是一例。正如贾山所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无辅弼之臣，无直谏之士，天下行将崩溃而无人告之也。”
天下行将崩溃而不自知，亦无人告之，闭目塞听竟然到了这等程度不亡国天理不容啊。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必须要广开言路，必须要给大家创造一个讲真话实话的宽松环境，刘恒决心拿开这把高悬在众人头上的利剑。
于是，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刘恒下诏废除了“妖言诽谤罪”。
诏书略云：“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后，有犯此者勿听治。”
在刘恒未废除“妖言诽谤罪”之前，不仅大臣们不敢乱说话，就是老百姓们也是不敢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