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和平？和平可能吗？谁希望和平？哈马斯？”一个示威者冲我高呼。旁边一位叫迈克的居民则说，他每次都希望自己乐观，但每次都以悲观结束，“大家都在谈‘路线图’，和平曙光，但‘路线图’还能实施吗？我们受够了。”
“每个人都摇头，每个人都失望，每个人都迷茫！”一位附近鞋店的中年男子这样对我总结，他最后苦笑，“什么时候这里才有真正的和平？也许只有上帝知道。”
报复的情绪溢于爆炸现场许多人言表。警察用枪迫使着每一个靠近现场的记者离开；失去亲人的家属则往往对摄影的记者破口大骂。
在仇恨的痛苦中，记者也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几个小时后，就在距爆炸不远处，一个阿拉伯学生遭到许多犹太青年的围攻和殴打，过往行人远观，但却没有一人上前阻止。
生活还在无奈继续。在这辆已成废铁的公共汽车残骸附近，一趟又一趟的公交汽车继续驶过。车里依然有许多乘客，静默地看着血迹斑斑的废墟，许多人转过头去。
生活是无奈、现实的。记得在上次公共汽车遭遇自杀式爆炸后。一位乘客就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她没有汽车，除乘坐公交车外别无他法。另一位乘客则说，现在她每坐车，都变得有些神经质，每上来一个新乘客，都会使她心跳加剧。
一位出租车司机则这样告诉我：“千万不要坐公共汽车。你如果不怕死，那就尽管去坐。”
没有人会相信这将是最后一次爆炸，也没有人会相信巴以能迅速走出目前的死亡循环：自杀式攻击－以军的报复－更疯狂的攻击－更猛烈的报复……淋漓的鲜血中，是仇恨的加剧，是战火的蔓延，是更多生命的结束。
事实上，在这之后，２００４年１月，沙龙官邸旁发生了爆炸，上面提到的中国劳工陈能鹰，就是在这次爆炸中经历了生死一线。我是听着爆炸声赶到现场的，就在我住所１００米开外的地方，我当时在文中写道：“这是一个我非常熟悉并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三岔路口，因为这里是我每次外出回家的必经之路。”
２００４年２月，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发生爆炸。我在新华社发的一篇特写中写道：“路口的红绿灯仍在定时闪烁，一辆爆炸后变形的公共汽车却再也无法挪动。浑身是血的乘客哭喊着从汽车上挤下来，大风将肢体残骸刮得到处都是，现场弥漫着一股浓厚的血腥……”
“爆炸发生在距我住处约３００米远处，听到爆炸声后我迅速赶往现场，看到在散发着黑烟的公共汽车旁，刚刚赶到的耶路撒冷警方负责人正在大声指挥着抢救，数十辆警车和救护车风驰电掣拉着警笛从远处驶来……由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踩着碎成珠状的玻璃残渣靠近公共汽车，地上一片血肉模糊，恶心之感让人几乎难以遏止。”
当爆炸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后，谁又能说谁对爆炸能够免疫？作为记者，我非常清楚，哈马斯已不止一次地警告所有外国人离开以色列，因为它们将采取行动将这个犹太人国家“化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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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外交官事件与中以恩怨（1）
沙龙一次情不自禁地说：“看到中国农田里插秧的妇女，我立刻想起了自己年迈的母亲。”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收藏中国邮票……但友好并不是中以关系的全部。“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使中国看到了犹太人的不可信，以色列大使被斥为“骗子”。外人可能不知道，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还遭到过以警察逮捕，这更凸显一些犹太人对中国人的蛮横……
在中国人眼里，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民族，而且还很富裕。至于以色列国，小国，蛮横，军事力量让世界刮目相看。但不管怎么褒贬，遥远的以色列都不大可能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都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中国会和以色列刀兵相见。
外交是一种博弈。虽然以色列方面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国家，但中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和以建交。这当中，中国要考虑占世界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见，尤其是###世界的反响。即使今天，在中东问题上，当其他欧美国家对以色列轻描淡写几句的时候，中国还可能稍微言辞强烈一点，谴责一下以色列的“野蛮举动”。
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也无法想象会重复几十年前的举动，全国老少为以色列一个大打出手的举动走上街头，声援巴勒斯坦。
以色列心知肚明，从来不将中国的意见放在心上。事实上，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太多了，何必在乎一个中国，更何况，遥远的中国，既没有什么后续的实际举动，也构不成任何实际威胁。
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两个本应该友好的国家，总有一些麻烦。
最近的一桩，则是外交官事件——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竟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引得中国向以色列外交部抗议，以色列方面最终赶忙道歉。虽然我在第一时间获知了此事，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写了一篇有关的“内参”，未能将此事真相见诸报端。现在写出来，也算是第一次将事实还原给世人。
这件很不愉快的事件，凸显中以关系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中国外交官竟被押上警车
事件发生在２００４年的３月７日，遭以色列警方逮捕的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位政务参赞刘国民（应其要求取此化名）。在大使馆，刘国民被认为是一个书生气最浓的外交官，四十岁左右，说话慢条斯理，为人相当谦和稳重。
刘国民事后对我说，他根本也没想到会在他身上发生这种荒唐事——他当时正从特拉维夫本－耶胡达大街２１９号的使馆领事部步行前往该大街２２２号的使馆主楼，两者间相距约２００米。虽然以色列绝大部分政府机关都设在了耶路撒冷，但国际社会出于对耶路撒冷地位未定的立场，只承认特拉维夫是以色列首都。
“当我走到距离使馆主楼大概４０米的时候，突然出现两个以色列人，要求我出示护照。”刘国民说。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就在旁边一个小胡同里，停了辆警车，这两个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移民警察，一定要检查我的身份。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怀疑我是非法劳工，也就是黑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国民正是负责劳工事务的参赞，经常与以色列官员就非法劳工问题进行交涉和商谈。
“也没关系，检查就检查，但很不巧，当天呢我确实没带护照，也是，两个地方就来回几步路的距离，可以说，我就在家门口走动，哪想到警察要查我这个外交官……我向这两位警察解释：我是外交官，护照呢，忘在了办公室，如果不信，我可以立刻上楼拿来，就几步路的距离。”谈到落在自己头上的这件事，刘国民自己也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这些警察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拉着我就要往警车上拽。”按照以色列一贯办事方式，非法劳工将立刻送入监狱，并等候遣返。
“碰到这样的以色列人，我是真没辙了。我赶忙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陈大使（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陈大使一听，也急了，马上派了两名同事下来处理。”
“我本来以为，他们来了，完全能证明我的身份，误会自然就解决了。但还是不行，这两个警察还是叫我跟他们走。”
“尤其可气的是，警察还根本不理会以色列人的证明。因为我一直在这里工作，经常从这里经过，沿街的那些小商店主都认识我。他们也跟警察说：这个确实是外交官，你们肯定抓错了。”
无奈之下，刘国民只能随他们上了警车。警车呼啸而去……
大白天，以色列警车抓了中国高级外交官！荒唐至极！中国驻以大使馆官员迅速打电话给以色列负责外交事务的Almog女士。Almog闻听也吃了一惊：抓了外交官，这是外交大问题！她迅速打电话给以色列移民警察部门，经过她的干预，刘国民参赞很快被释放。
“我后来才知道，还有多个中国外交官，也在使馆附近，遭以色列警察盘查，这次我没带护照，警察这么固执，才闹出了这样很不愉快的事情。”刘国民说。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立刻向以色列外交官提出严正交涉。这件事马上在以色列引起极大争议，以色列各大报刊纷纷采访刘国民询问情况，并撰文批评警察滥用权力违反国际惯例。尤其是事情就发生在中国大使馆旁边，这是对中国的极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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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外交官事件与中以恩怨（2）
在中国使馆的抗议下，以色列表示道歉，并承诺将对外交官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在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在使馆附近拘捕该国公民本身就是不能接受的行为，“这肯定是一种骚扰，比如倒过来说——假如在北京，我们以色列驻中国使馆旁边，中国警察也进行这种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这种事件，肯定会引起极大争议。”他表示，以色列将下不为例。
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了。但联系到以色列国内环境，可以说，发生在中国外交官身上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凸显了以色列警察在对待中国劳工尤其是非法劳工问题上的蛮横，其实质是希望以高压手段驱逐中国非法劳工。
“有一次，一位劳工来我们这里办理有关手续，他趁我们处理他护照的间隙，到使馆外去看看，哪知道，以色列警察就守在门口，马上以他没有护照是黑工为由要将他带走。我们马上出去进行交涉，以色列警察才悻悻而去。”这是一位外交官向我透露的一个细节。
能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门口抓人，可见部分以色列人的嚣张气焰。对于警察来说，中国劳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中国